父亲的悲哀

1983年我赴美到费城二哥家，去探望90岁的父亲，我已53岁。他变得老迈体弱，失去往年奔波打官司的气势。图为费城唐人街。（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那是距今已71年的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我从北平盛新中学，转到刚由四川迁回沈阳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一年级读书。记不得父亲是由哈尔滨通过封锁线来到沈阳，还是由朝鲜仁川来到沈阳的。我们都住在南市场的家中。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每天忙着为叔叔杨子平与大汉奸郑孝胥侄子郑岳先打官司的事情。杨子平（从和）1936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反满抗日、共产党、英美侦探罪”枪杀。

只知道父亲是单枪匹马关里关外地奔波，好像还担心汉奸的黑势力暗害。具体情况我一概不知，但永远不忘1947年初，我刚过17岁，到沈阳飞机场送父亲去北平。眼见穿着长袍的他淹没在登机的人群中，我流泪了。那是我与父亲分别近四十年的最后一面。后来他去了朝鲜仁川，去为爷爷和堂叔杨从谔被日寇残害讨血债。从此国内内战激烈，他与我们就天各一方了。

一个家庭中很多事家庭成员不会都了解，父亲很多事我们也都不清楚。何况当时他的老母、贤妻和我的大嫂及姐妹去哈尔滨，我们温、良、恭、俭、让五个弟兄不是在外地（二哥先良已赴美国留学），就是住校读书，都无法协助父亲，他只能孤军作战了。

1983年我赴美到费城二哥家，去探望90岁的父亲，我已53岁。他变得老迈体弱，失去往年奔波打官司的气势。耳聋行动不便，每天在电视前打盹，在自己书桌前抄录《圣经》小楷，可是一谈起叔叔、爷爷的冤案，他一再说“死不瞑目”。

此刻我才知道父亲几十年来，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