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悲哀
那些可歌可泣血泪斑斑为国为家的先辈们的事迹,让我怀着一颗敬仰之心,写此悼文以寄托哀思。
责任编辑:朱又可
1983年我赴美到费城二哥家,去探望90岁的父亲,我已53岁。他变得老迈体弱,失去往年奔波打官司的气势。图为费城唐人街。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那是距今已71年的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夏,我从北平盛新中学,转到刚由四川迁回沈阳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一年级读书。记不得父亲是由哈尔滨通过封锁线来到沈阳,还是由朝鲜仁川来到沈阳的。我们都住在南市场的家中。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每天忙着为叔叔杨子平与大汉奸郑孝胥侄子郑岳先打官司的事情。杨子平(从和)1936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反满抗日、共产党、英美侦探罪”枪杀。
只知道父亲是单枪匹马关里关外地奔波,好像还担心汉奸的黑势力暗害。具体情况我一概不知,但永远不忘1947年初,我刚过17岁,到沈阳飞机场送父亲去北平。眼见穿着长袍的他淹没在登机的人群中,我流泪了。那是我与父亲分别近四十年的最后一面。后来他去了朝鲜仁川,去为爷爷和堂叔杨从谔被日寇残害讨血债。从此国内内战激烈,他与我们就天各一方了。
一个家庭中很多事家庭成员不会都了解,父亲很多事我们也都不清楚。何况当时他的老母、贤妻和我的大嫂及姐妹去哈尔滨,我们温、良、恭、俭、让五个弟兄不是在外地(二哥先良已赴美国留学),就是住校读书,都无法协助父亲,他只能孤军作战了。
1983年我赴美到费城二哥家,去探望90岁的父亲,我已53岁。他变得老迈体弱,失去往年奔波打官司的气势。耳聋行动不便,每天在电视前打盹,在自己书桌前抄录《圣经》小楷,可是一谈起叔叔、爷爷的冤案,他一再说“死不瞑目”。
此刻我才知道父亲几十年来,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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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