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不一样,内在的东西却越来越相似2017当代艺术的平淡与暗涌

在纪录片《方绣英》中，王兵用严肃、冷静的镜头记录了浙江一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片头三分钟起，主人公方绣英就已无法说法和行动。2017年6月7日，《方绣英》在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上首映。（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作家阎连科对“苦咖啡文学”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切身体察以及在此之上、以艺术的方式做出的有效回应和行动越来越少。

回看2017年,与艺术有关的年终数据看似精彩。某艺术媒体做了一个并不完整的统计,2017年,中国举办了1179场次展览。

这些展览中,“未来”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词高频率出现,或许是值得留意的一个新动向。

早在2012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就主办过一个以“未来”为主题的展览。

2017年,艺术的“未来”显然有着更具体而广阔的现实基础。人工智能风潮兴起、《未来简史》热销以及中国科幻写作厚积薄发,都让“未来”变得炙手可热,艺术也似有意以此作为某种姿态和立场。

艺术作品很难像过去一样横空出世

欧洲艺术界最重要的三大展览——威尼斯双年展、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和十年一次的明斯特雕塑展相聚2017年。由于它们(尤其是前两者)对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复杂影响,使中国艺术界将其视为一件大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举办关于卡塞尔文献展的展览时,特别勾连了一条卡塞尔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关系线索,从自身视角出发将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国际挂靠在一起。

这些基于专业性和持续性的国际艺术大展,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难以绕开的意义。展览中所反映出的艺术口味常被视为某种标杆或导向,在一段时间内都是业内人士学习甚至模仿的对象。在展览泛滥的当下,参展经历仍是衡量艺术家影响力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尤其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大展。东西方不少艺术家就是通过这些平台进入国际视野,从而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甚至名利。

与传统书画、古玩等开放性较弱的运作模式不同,中国当代艺术已经甚至必须参与到全球资本和艺术资源配置的网络中。国际大展的光环始终都在,“镀金”需求一直都有,所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退而求其次,围绕其产生的外围展、平行展也以衍生品的形态受到一些追捧。

但漂洋过海看了2017年“三大展”的人普遍表现得意兴阑珊。比如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第一次尝试卡塞尔和雅典双城联动的新模式,在国内并没有引发专业领域的深度探讨。文献展整体甚至单件作品的力度均有所欠缺。即便像流传较广的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用十万本禁书做的帕特农神庙(《书之帕特农神庙》),对艺术家来说,仍有自我重复的倾向,作品概念又略显简单。

从某种程度上说,2017年似乎也是大展神话色彩渐渐褪去的节点。资讯过分发达、信息碎片化使得今天的艺术作品很难像过去一样横空出世;媒介高度成熟的运作和渗透能力,又使人们早已拥有见怪不怪的心态。剽窃、抄袭、“撞车”等现象倒是越来越多,国内国外、知名不知名、私下调解或对簿公堂的在2017年时有耳闻。

在西方现代艺术多年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中国艺术家对所谓的艺术方法、手段已轻车熟路。很多年轻艺术家一出手就很“国际”,从对流行的艺术问题、语言方式的把握和呈现,到展览的运作都能直接进入了当代的、国际的语境。

放眼国内外,专业人士甚至大众对展览和作品的审美疲劳似乎多少折射出问题所在:既有的艺术模式、观念已很难提供新鲜血液,在旧框架内创新变得越来越难。观念趋于平庸和同化,表面看来不一样,内在的东西却越来越相似。而且,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在艺术体系中变得越来越精巧。作家阎连科对“苦咖啡文学”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切身体察以及在此之上、以艺术的方式做出的有效回应和行动越来越少。

2017年10月,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具有艺术史梳理特征的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整个展览最终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预期反响,三件参展作品因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抗议而被迫撤下,引发的不过是关于博物馆伦理、艺术伦理的一点点无关紧要的讨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公认不可或缺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缺席了。但从三十年时间跨度回看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我们也不难理解审美疲劳的个中原因——彼时的先锋观念在今天已成常识,展览本身并没有为今天的艺术提供更多超出以往认识的价值。

艺术家不能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

2017年,国际大牌艺术家的展览被陆续引入国内。以上海为例,继2016年举办视觉装置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个展后,龙美术馆在2017年举办了詹姆斯·特瑞尔和安东尼·葛姆雷两个已享誉国际的艺术家的大型个展。昊美术馆则以影像艺术家朱利安·罗斯菲德的个展作为开馆展。西方当代艺术家和艺术史“老大师”的展览频频亮相,不仅对机构和公众而言是多赢的,似乎也说明了难以忽视的中国艺术消费市场正在壮大,并且成为西方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赵孟頫书画特展》也引发观展热潮。《千里江山图》甚至引发了学界相关的专业讨论。

尽管受制于平台和资源的局限,展览的平均水准和品质相对于2017年,国际大牌艺术家的展展览密度来说相去甚远,但看展仍是了解中国艺术家专业动态的重要渠道。如宋冬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的个人专题展“不知天命”,贯穿着很多来自日常生活的朴素智慧,让观众尤其是非艺术从业者的人毫无障碍地领会艺术家的创作意图。

在艺术里,专业品质并不必须以获奖作为认可方式之一,但借着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唯一受邀中国艺术家、第70届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得主的影响,纪录片导演王兵再次受到关注。在作品《方绣英》中,王兵对粗糙生活下被漠视的生存体验的“揭发”引发了专业之外的关注和探讨,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像王兵这样既有直面当下的问题意识,又能在艺术上准确把握转换价值的艺术家在中国并不缺乏,如毛同强的《盐碱地》和赵赵参加2017横滨三年展的《塔克拉玛干计划》,他们的作品尽管质地粗糙、生猛,里面甚至夹杂着“粗暴”的表达,却也使他们在越发孱弱的艺术世界显得更加不同寻常。

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大众娱乐等文化产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但这些领域的专业偏向、针对性和价值评判标准还存在很大差异。比如,2017年“网红”级艺术家——日本科技艺术团体teamLab在中国举办的首个展览,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带来了可观的人流量,但也有认为“炫技”的质疑声出现。

尽管科技已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议题,新的科技手段和材料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发展进程,但它们不能仅仅被认为是对艺术家技术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发起挑战。

徐冰在武汉合美术馆举办的大型同名个展,以接近于回顾展的形式完整呈现了艺术家从社会现场获取的能量并进行艺术转换的作品。比如首次在国内展出的《缓动电脑台》《触碰/非触碰》等作品,本质上更接近科技发明。而艺术家近年来对公共影像问题的思考,都让人看到艺术创作能走多远、原创底气何在等等问题的希望。

“接地气”的展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无疑是一个好信号,但它们在为中国艺术家注入信心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了压力。

2017年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当艺术领域开始出现“流量级”作品时,艺术与媒介之间的互动也正在发生变化,艺术观念通过媒介传播得以走入更广泛的受众,从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但对艺术家来说,除了对艺术本体进行不懈探索之外,关注、回应时代,与当下产生联系也应该成为艺术家创作的源动力之一。有时,限制也是激发艺术家智慧至关重要的条件之一,艺术家不能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

城市的艺术面孔越来越鲜明

城市间的“较劲”在2017年变得更加热烈,存在于城市版图之上的艺术格局开始出现新的分化。对应以综合竞争力进行的城市层次划分,一线城市在艺术领域也都在一线之列。四个一线城市又可归为两组:京沪、广深。

海派、京派的文艺之争由来已久。北京是首都,拥有全中国数量最多的画廊和艺术家,保持着最高密度的展览节奏,它所拥有的最优质丰富的文化资源、最快捷的信息交流都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会是中国最吸引艺术家的城市。

2017年的北京艺术生态仍然充满变数。艺术机构易主或负责人调整;展会表现平淡;私人美术馆以及有商业背景的艺术机构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然而,就气象而言,这一年的北京显然不如上海,尤其在美术馆、博览会的活跃度上,上海的表现超过北京。

2017年新开的宝龙美术馆、明珠美术馆等,与之前的诸多公立、私营美术馆一起,成为上海艺术活动的中坚力量。ART021、上海艺术博览会、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等在内的艺术博览会吸引了公众眼球。不过,当影响城市艺术量级的指标开始变得多元时,城市自身会本能地抓住机会朝某一方向生长、发展。

珠三角曾经聚集了中国最优质的公立美术馆资源,在推动200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上不可或缺。

作为南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深港备受瞩目。2017年,全球唯一的双城双年展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做到了第七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仍是亚洲最好的艺术博览会,一些国际大牌画廊在2017年正式入驻或宣布入驻香港。

2017年,深圳的GDP首次超过毗邻的香港,投资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景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当然,它的核心不再是香港而是深圳。深圳为2017年奉献了诸多“第一”:从第一个艺术博览会“艺术深圳”、第一届深圳设计周;到招商蛇口下属的设计互联运营的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开馆,深圳的势头之猛尤为令人刮目。

2017年,深圳在知识产权数量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开放的姿态以及全球化经济信息网络使当地艺术拥有更多、更新的创意资源,也在未来艺术活动平台的搭建上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在一线城市之外,传统的二线城市以及内地省会城市中,除了本地美术院校和美术馆,连锁经营的艺术机构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对非美术馆重镇的城市的艺术格局影响不小。武汉、苏州、银川、重庆、成都、西安等地,借助那些在观念上与时俱进的美术馆、艺术空间,把艺术院校、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资源整合起来,造势和做事并进,城市的艺术面孔越来越鲜明。

这些城市不少分布在中西部，学术、商业和社会大环境都难如人意，在推动当代艺术上难免有捉襟见肘之感。如果将它们称为艺术的“二线城市”，那么排在它们之后的，除了像平遥、连州这样因国际摄影节闻名的，很难见到能举办真正进入当代语境且有一定影响的艺术活动的城市。但无论二三线城市还是乡村，对艺术的关注和投入都会提升当代艺术的影响力，丰富其生态。

2017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象是,国内曾有过长远规划的年度展、双年展、三年展渐渐淡出公众视野,过往,艺术搭台、他方唱戏的情况常有,业内也习惯了“开馆展”就是“闭馆展”的吊诡逻辑,并不会特别介意新出现的“常设展”能否持续的问题。

国内大展轮休期间,上海双年展、银川双年展在2017年底公布了下届展览的策展人及主题,第二届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也进入了实际工作阶段。这些展览的出现和持续,不仅会增加内地艺术家参展以及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同台竞技、取长补短的机会,提升以专业人员的技术为核心的展览品质,也使当代艺术和它所包含的理念、价值进一步走向普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