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与人性、天命与天道”——欧美哲学与中国思想的一场精彩对话

方向红（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共同见证一场中法现象学的新时代的对话。马里翁先生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和巴黎索邦大学的教授，我觉得他的成就的第一点，是在国际学术界重新激活了对笛卡尔的研究；第二点，是他在现象学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第三点，他从现象学的角度回应了后现代哲学的挑战，指出了哲学或者未来形而上学发展的方向。第二位嘉宾是中山大学的特聘教授，张祥龙先生。张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担任现象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在现象学方面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较早地把现象学作为一门学问、一种方法引入到了对儒家、道家特别是对中国天道的思考和探讨里面，对中国哲学和现象学都做出了新的贡献，最近这些年他重点探讨孝道、孝敬，对现实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位嘉宾倪梁康先生，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他是长江学者，是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早年在现象学的汉语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现象学领域内之所以能够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以及怎么说，这些词语和语法一开始是由他所规定的，他做了很多奠基的工作。最近这些年，倪梁康先生提出了“心性现象学”概念，他整合了胡塞尔的意识哲学、唯识学、儒学等等方面的思想，这在中国现象学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话会的标题是四个关键词，“心性”与“神性”，“天命”与“天道”。其中的三个分别对应对话中三位先生的主导思想，倪梁康先生的“心性”，马里翁先生的“神性”（与现象学中的神学转向有关），张祥龙先生的“天道”，这些关键词与现象学传统，特别是经典现象学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中间的学理过渡是如何可能的？首先有请马老师。

马里翁：我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今天比在过去更加有可能在欧美哲学和中国的思想之间建立起关系？

中国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为什么说现在有理由更新关于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的对话？在二战后直到今天，所探讨的问题主要这两个方面：欧洲主要是继承了理性主义，德国哲学的传统，还是以形而上学与观念论为中心，主要任务在于为理性制定规则；中国，思想家把中国思想作为欧洲理性的对立面来看待，把中国思想解释为一种智慧，当作是不可被翻译为西方语言的思想，迄今为止的中西对话就一直表现为一种对立和冲突。

在法国，哲学家们总认为中国思想作为一个总体，是完全不同于欧洲哲学的。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认为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另一种是认为如果要思考中国思想，就不能以欧洲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样也就假定了欧洲传统是一直不变的。

这种想法表现在许多的法国汉学家那里，一个代表就是法国汉学家于连。他认为中国思想，比如说“道”，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西方思想传统。

但我认为，欧洲哲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因为从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他们的继承人开始，已经赋予理性以一个新的意义，使它比传统哲学对理性的定义更宽广。

传统形而上学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同一性，一是充足理由律，现在都受到了批判和理论上的超越，在现象学中，这种超越就表现为，把认为是不能被对象化的现象纳入到现象学的领域中。现象不再只包括对象，也包括“事件”和我所说的“溢出现象”。“溢出现象”的意思就是说，直观是高于意义的，所以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