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京记】“向南50公里”的京城创业者

“其实不愿在北京生活……”吴立群2016年底第一次在朋友圈表达“逃离”的念头，“等我老了，我肯定离开北京。”

超级大城市的不堪重负、十几年北漂的满腔疲惫，让这个中年人想换个活法。事实上，2016年的吴立群已经习惯了北京-固安两头跑的生活，如果不是孩子还太小，吴立群可能早考虑把家搬去固安了。

一见钟情

吴立群是博迈德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以下简称“博迈德生物”）。2014年，北京博迈德生物公司响应政策外迁，有朋友向他推荐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

吴立群当然知道河北廊坊的固安，他是河北沧州人，两地车程仅为2个小时，几个同在北京工作的表弟表妹早就在固安安了家。彼时的吴立群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置业，后来过去一看，他连抛了三个词：“挺合适的、挺好的、挺近的”。

吴立群从北京住址开车到固安肽谷，只需要50分钟。对于要出京创业的人来讲，这是个舒适又安全的距离——远到走出了北京，却又近到可以每日往返，不打破现有生活节奏。吴立群也去看过天津武清的创业园区，“还是觉得远”。他也听说在江苏太仓有不错的医药产业园，却没打算去看一眼，“家和孩子都在北京，不可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2014年底，当吴立群第一次走进肽谷生物园时，还是愣怔了。欧式的建筑风格和翠绿的大片草坪让这里看起来更像西方大学校园，迷人、静谧、沉静。即便是从国外回来的创业者，也盛赞肽谷的环境，并夸张地表示不愿意去北京工作了，更何况这里还有好吃的食堂。天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刘继来博士把这些归功于运营商华夏幸福的理念超前，他探访过国内多个生物产业园，工作环境都很类似，“一个一个的小方格写字间，连实验室都是有隔断的”，而肽谷像个小花园。

然而一年前的固安肽谷，并没有这么诱人。

肽谷1

德阳生物是第一批入驻肽谷的创业企业。2013年的园区只建有两栋楼，技术总监赵明治每天需要骑着自行车去固安老县城吃饭。

那时候，园区食堂虽然没有建好，但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价值3000万元的公共实验设备早就准备就绪了，所有入孵的创业企业均能无偿使用。德阳生物是最早使用这些设备的企业，也是亲自调试安装这些仪器设备的企业。肽谷的仪器设备非常吸引德阳生物，用赵明治的话说“这些设备在北京也找不到第二家来”。

刘继来博士也不否认这些新型的硬件设备是他2016年选择在固安肽谷创业的重要原因。

远亲不如近邻

目前，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里进驻了32家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创业团队；据称，一期园区原本的设计是引入12家生物企业，但慕名而来的创业者远超预期。由此，公共实验设备已需排队使用；在某些小规模的实验操作中，各企业会“拼团”使用器材设备。“譬如灭菌锅，哪怕灭一个瓶子也要启动一次，所以我就约2-3个企业一起灭菌。”吴立群解释说。

吴立群是在“肽谷园区沟通群”里跟同行邻居沟通上述事宜的。这个微信群里有171人，除了分享园区公共事务，学术交流和业务互助是这个群保持活跃的重要原因。

德阳生物的赵明治有一日从北京带小白鼠去固安做实验，但他一时着急，拿了小黑鼠。“黑色的老鼠特别难扎。”赵明治不想浪费时间回去换，于是他向群里求助，马上就有个做过动物实验、扎过小黑鼠的邻居主动跑来帮忙。赵明治将此归结为园区的“人气”。

吴立群的博迈德生物是专业的DNA测序、DNA合成、分子生物学试剂的技术公司，产品除了供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等生物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实验使用，还能应用于分子生物学的各个领域。园区的几家企业包括德阳生物，正需要这种试剂产品，结果自然是从博迈德直接拿货。博迈德的试剂本身性价比高不说，光是物流成本就为邻居省下不少钱。

搬来园区后，吴立群发现很多邻居竟然是老相识，他也极力推荐过其他创业朋友来固安看看，未来他计划将北京的公司团队全部迁移过来，在肽谷园区二期的规划图中，已有一个吴立群定下的1000平米小独栋。

京城创业者-1

相比于园区内的学术沟通，刘继来博士更看重管理体制交流。他是一个创业不到两年的新手，在2015年决定打破舒适区，从科研院所出来创业，做更接近市场和受益人群的事，于是瞄准免疫诊断医疗领域进行创业。

但很快刘继来遇到了麻烦。生物实验是个连续性动作，一个小周期约是3-4天，譬如某项实验在周四到了一个节点，但如果继续下去，又要连续工作3天才有结果，这就需要周末加班。刘继来不鼓励加班、员工也不愿放弃周末，如此周五便清闲了下来，整体工作效率直线下降。

于是刘继来只能自己周末加班，继续完成实验。

最后，他受吴立群公司的启发，采取倒班制，既提高了效率，又不侵占员工的休息时间。——这是他从博迈德创业十几年经验里学到的实效管理方法。

破解人才困境

刘继来在固安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招齐了目前团队所需的12名成员，一水儿的90后，一水儿的女性。吴立群公司的十几个员工中也仅有两名男性。

刘继来解释说这是行业特点——生物医药是个磨人的行业，短期内经济收益不高，男性受生活压力影响，很容易放弃继续攻读而转行。

京城创业者-2

吴立群团队中有3个北漂，都在北京买了房，但孩子上学难，于是索性把家搬到固安，让孩子在固安上学。还有一名员工是固安媳妇，自从嫁到固安后，也没动过去北京找工作的念头，兜兜转转，曾在药厂工作的她终是幸运地等到了博迈德。

没两年时间，这些生物英才都成了新固安人。这是创业团队人员稳定的重要形态。德阳生物的赵明治曾为此深感困扰，2013年公司初创，他从北京带来三个骨干，但两个都因为“成家”的原因而放弃在固安“立业”，他理解这些年轻人，却也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疲困。

“我需要人，这是最大的挑战。”对赵明治、吴立群、刘继来这些来固安创业的京城生物精英而言，组建团队远比攻克专业难题更烧脑。

赵明治在搭建团队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最后终于撕开了“人才困境”的口子：“生物制药收入很低，但是学历要求很高，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培养的过程。”于是他把方向调整为招聘刚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并自信承诺：“在固安，只要你跟我一起做，我保证你的收入不会比其他地方低。最关键的是在技术方面，你肯定比国内同行做得更先进。”

这份自信底气不是空穴来风。德阳生物的创始人刘宏宇博士曾在美国和欧洲知名制药公司担任研发高管，掌握60多项国际专利，回到国内进行生物制药研发工作是他的人生抱负。目前德阳生物手上有三个原创新药项目在推进，每一项都瞄准了市场空白。

有款新药从开始研究到临床中试，仅用了一年半就完成了通常要三年才能完成的进展。

德阳生物现有的11个全职员工中，有三名全职博士，四名研究生，两名本科生，还有两个专科生。赵明治对这样的人才梯度和比例很满意。

创业者的指南针

生物制药行业在国内正处在转型提升期。而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已在世界上确立了代际优势——美国占有世界近六成生物药专利，研发实力全球领先。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以蓬勃的生命力逐步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固安肽谷生物医药产业园内有企业在做核酸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这些项目在美国亦属先进的研究方向。

作为技术高度密集的新兴行业，生物医药对资金投入需求很大。其中，最大的投入当属研发、厂房和设备方面的支出。除了经营已进入轨道的博迈德以外，德阳生物和天光生物都有进一步融资需求。

站在创业的第二阶段回顾来路，这些京城过来的创业者感恩固安肽谷提供了远低于市场价的场地租金和新型实用的公共实验设备。

和投资人的想法不同，这些技术精英更在意的不是未来成功的经济回报，而是缓解或治愈疾病痛苦、降低生物药品价格、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我如果不创业，可能收入要比现在高的多，过几年就可以享受退休生活。但我觉得这样划不来，还是需要这么一拨人去做这种事情。”赵明治深受刘宏宇博士影响，想要做中国自己的新药，补足这块短板。

几年前，当这些生物精英站在首都向外探寻和观察时，手中的“指南针”默不作声地指向京城以南50公里的固安。他们只当这是创业的起点，却未必能想到这里或许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中试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