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深圳产业升级过了多少坎？

南方周末：我们在近年采访报道中发现，您在7年前发表的论文中所预见的“无边界产业”崛起和深圳创新经济爆发式增长等现象，都已经成为现实。能否谈谈“深圳奇迹”的实质及其意义？

唐杰：从创新经济的角度而言，深圳并不是唯一实现生产方式转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结构向创新经济模式的转型。

深圳的不同之处，是通过40年间的多次转型，从工业制造产业链的最低端，走到了数字革命革命时代的最前端，并依靠市场分工深化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两大市场机制优势，继续推动跨界与组合式创新的爆发式增长。

过去三十年中，深圳几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产业升级：从早期的“三来一补”为主，到规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实现了机械钟表、服装印刷等传统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设计转型之后，又进一步实现了从传统产业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

2016年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这一超乎寻常的产业持续跨越升级能力，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范畴，有必要从新的现象和理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这一“异乎寻常的产业持续升级能力”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企业群体之间有何关系？

唐杰：应该说深圳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分工的一个结果。从“三来一补”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亚洲四小龙转移过来的国际化企业制造外包环节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形态。

在这一“欧美设计、亚洲生产”的全球垂直纵向分工体系中，被传统观念认为只是付出劳动力而缺乏创意创新的加工制造环节，也在大规模生产与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重要的创新升级。

以富士康为例，大家都觉得它只是在苹果手机产业链下游的“血汗工厂”，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富士康领导曾向我们介绍，一台苹果iPad比如说有六个功能模块，我的每个模块良品率都达到90%，那么整个iPad规模化量产的良品率只能达到70%，余下30%的报废产品就成为了高企的制造成本。

但富士康说我每个模块良品率都做到99%，整机良品率就变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间的这块利润，就成为了别人无法跟它竞争的“垄断利润”。富士康自身也变成在电子信息产品工业化制造过程中，工艺性管理流程上的“最优创新公司”。最后甚至变成全球谁说自己是IT业领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