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反攻”言辞的背后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会面。（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2月14日《南方周末》）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林孝庭研究员所著《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简称林书，以下引自该书，只注页码）是一部以蒋介石为叙述中心，诠释两岸关系史的重要论著。最近十余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与档案的逐渐开放，有关蒋氏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研究时段也跨越1949年的界限而下探至1970年代。中国社科院杨天石研究员有专文论述台湾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及其“革新”实践，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则对1950-1960年代蒋介石与副手陈诚的互动关系有深入研究，这些都推动了学界对蒋介石的认知。

与两位重要学者聚焦蒋介石与国民党自身历史不同，林书主要围绕蒋介石与两岸关系展开。众所周知，所谓“反攻大陆”让蒋介石念兹在兹，也是他在台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把它置放于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通过对美、英、台多地档案资料的梳理，剖析了蒋介石“反攻”言辞背后的行动，呈现出一幅远较过往叙述斑驳繁杂的新图景。

扑朔迷离的“两岸秘使”

林书分为十章，其中“冷战与两岸秘使”一章或许最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冷战年代，“两岸秘使”在很大程度上即为国共秘使，担负着在两党高层间传递信息之特殊使命。

蒋介石既然矢志要“反攻大陆”，那为何又与中共密谈呢？从历史上看，国共两党在兵戎相见的1935-1936年就曾有过一次“秘使接触”。蒋那时为争取苏联援助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冲突，决定在以军事“围剿”为后盾的同时，与中共秘密举行会谈。会谈终因条件差异太大而停滞不前，直至西安事变的意外爆发，才打破僵局使得国共关系进入新阶段。概言之，蒋介石对国共密谈不持决绝否定的态度。就1950年代中期这次往来而言，林书结合《蒋介石日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蒋希望利用两岸接触的“传闻”，让美方产生忧虑感，从而强化美对台支持力度。（第141页）除了这重动机之外，蒋是否希望通过接触，了解大陆“和平解放台湾”的意涵，或为延迟大陆压力的缓兵之计，目前均不得而知，也有待后续研究。

作者在书中勾勒出几条双方往来的管道：一路经曹聚仁、张治中通向蒋经国，另一路仍由张治中参与，加之以傅作义通向陈诚，第三条路径为章士钊受命通过友人，辗转迂回地转往蒋介石处。作为回应，国民党方面一度派出被俘将领宋希濂之弟宋宜山以“探亲”名义来到北京。（第136-137、142-143页）

林书集中对曹聚仁展开了论述，书中有段文字引用他人之作，描述了1956年10月初曹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共同接见时的情形。（第138页）然而此说并不确切。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6年10月3日，毛泽东接见了曹聚仁。曹说，台湾方面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功。”针对这种以缥缈的远景对和谈条件进行“摸底”的言语，毛泽东随即回复道，和谈“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总之“我们并不着急”。当谈到国民党在台处境时，毛泽东展示政治高度，表现出理解的态度，说“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并嘱曹“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自己致意”。一旁陪同谈话的是张治中、邵力子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而没有周恩来。林书写到的周恩来讲述对两蒋父子、陈诚的安排问题不是发生于此时，而是几天之后周接见曹的场合。当然，尽管没有得到毛、周的共同接见，但只要能与他们中的一位，尤其与毛泽东有过面对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