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见真章

留在书画上的各式鉴藏印，亦成了字幅上的一部分。（资料图/图）

元大德六年，时年49岁的画家赵孟頫完成了传世画作《水村图卷》，留在画幅上的款识让我们得以确认这幅画作诞生的精确纪年，也是我们所知最后一幅有准确纪年的赵氏作品。时隔数百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厅中，当我们再次得以一睹这一传世画作的真容时，恐怕只能哭笑不得。清乾隆的两次“御题”和十余方乾隆鉴藏玺将这幅横长1.2米的长画卷塞得满满当当。如此一来画卷清雅宁静的气质被大打折扣。

文人书画家以印代款，或在自己所藏书画上钤印的习惯由来已久，一方面以钤印宣示其所有权，留下自己的踪迹；另一方面，印章本身也是文人艺术领域的一份子。姓名印、斋馆印、书简印、鉴藏印，印章的种类多样，功用各自有别，但就如同文房四宝一般，既是工具，亦是艺术品，既可用来书写钤印，亦可把弄赏玩，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鸿雁往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从大型书画收藏爱好者乾隆对印章的喜好中就可见一斑，据《乾隆宝薮》记录，乾隆共有一千余方印玺，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乾隆五玺”，印文分别是“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乾隆鉴赏”、“宜子孙”。乾隆根据自己的喜好偏爱，将宫中所藏画作古书一一赏阅，并留下了各式钤章，甚至喧宾夺主、不顾对书画本身的损害，足见这些小小的印章有时也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社会质：起于徵信，入于鉴赏

印章最早是作为交换的信物而出现的，刘熙《释名》中道：“印者，信也”。是信用的保证。《吕氏春秋·孟冬纪》中记载：统治者们要求工匠在其制作的物事上留下刻印，即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以行其罪”，以印章作为约束工匠的手段。在印章历史发展的早期，印玺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徵信于人”。

春秋战国时期，印、玺、节具有同等含义，不论是王公贵族或是平民百姓都有使用的权利。秦朝,建立玺印的等级制度建立，使印章的使用出现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开始成为权力和个人地位的象征。这一制度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强盛平和的唐朝，随着官员人数的扩张，官制的复杂化，官印体制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段时间，印章的发展吸收了魏晋时期的艺术文化成果，文人开始正式进入印章领域，公印与私印的分流于是愈发明显：一支继续着过去实用主义的道路前行，在今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