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新一代学人

本文作者（前排坐者，右三）为研究生上课。（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9日《南方周末》）

一代有一代之所长，一代亦有一代之局限。新一代学者的各种条件虽然比我们优越许多，但所面对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反而比我们当年大得多。这是特定时代环境所产生的问题。易地而处，我们也难以避免。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于今已四十周年。我们最早几届大学生（包括少数工农兵学员）以上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出生者居多。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批学人进入学术领域，引发或推动了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要变革。四十年过去了，在文史领域里，这批人能横刀立马继续引领学界的尚有人在，但多数学者已不免有廉颇老矣之叹。生于六七十年代、年富力强的中生代，正值学术高峰期和盛产期，是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我本人更为关注的是另一批人，就是“文革”后出生的、目前最有活力、最具潜质的一批年轻学者。他们与我们，在年代上有一个交集点，那就是“文革”结束与改革开放。我们在此时进入高校和学术界，而他们则在那个年代出生。这两代学者具有强烈的对比度，放到一起看，可以说相映成趣。从学术传承关系来说，这两代学者是师徒关系。新一代学人基本是老一代学人的学生辈。从社会关系来看，又刚好是父子辈。

人生中，师徒与父子是一种很奇特的关系。一方面关系当然亲密，另一方面，有出息的徒弟和孩子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叛逆意识和超越感。

人文领域里的一代新学人已悄然崛起。当年，欧阳修读到后生苏轼的文章之后慨叹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我虽然没有欧阳修那样的身份和地位，但读年轻人学术成果时，往往也有类似“不觉汗出，快哉快哉”的感觉。

经常有年轻人问我，能不能超越我们这一代学人。我的回答是：应该超越，期待超越。

古人说，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一般来说，学生应该超越老师，这是常态，然并非铁律。我之所以说新一代学者应该超越我们，因为他们具备了比我们优越太多的条件。新一代学者所具备的优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