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界最吵公园”降噪

昔日的世界最吵公园，经过治理后，各得其所。老人依然跳舞，但已被控制在80分贝以内。（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9日《南方周末》）

这是不能有输家的斗争。既要保证老年歌舞者老有所乐、享受暮年时光，又要让附近居民和游客安静作息。

“逛公园跟在酒吧歌厅一样，说话要扯着嗓子喊，手机在眼前响都听不见。”

不堪噪音之扰的成都人，最后投诉到了北京——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015年适逢成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复核阶段，市政府决心降噪。

58岁的董广生对声音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每天上班时，几十个大功率音响和卡拉OK机同时开启，就好像有只巨大的苍蝇飞进他的耳朵里面一整天。

过去的十多年，数百名老年歌舞爱好者占领着成都人民公园的每个角落，高分贝音乐混杂而成的喧哗声，让这位公园保安疲惫不堪。

同样不堪其扰的还有游客和附近居民，巨大的声音轻易冲破葱翠，越过公园四面的街道，覆盖汽车喇叭，幽灵般闯进居民楼的每个房间，阻隔不去。

与一群随时随地纵情高歌、摇摆舞动的老年人和平相处，不是件容易事。十多年来，老年歌舞者与居民、与游客、与公园管理者，甚至老年歌舞者内部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声音的持久战。

这是不能有输家的斗争。既要保证老年歌舞者老有所乐、享受暮年时光，又要让附近居民和游客安静作息。

直到2016年初，人民公园艰难推行分贝测试管理制度，厉令驱除所有高于80分贝的声响。运行一年多，被成都人戏称“世界最吵公园”的人民公园，终于安静了。

“树叶都能震下来”

2017年10月30日，14点整，成都人民公园保路运动纪念碑东侧的小树林内，江天禄指挥一支名叫流金岁月的11人老年乐队，使用竹笛、小号、萨克斯管和电子琴演奏一曲《解放军进行曲》，开启今天的演出。几名老年女性随之翩翩起舞，旁边的分贝测试仪开始闪烁：76分贝。

乐队的座次是江天禄精心布置的。三个半米高的音响背对测试仪，小号声调最高，坐最外面离测试仪最远的位置。合唱《映山红》的节目中，歌手唱到“若要盼得吆，红军来……”高音飙升到82分贝，江天禄赶紧调控音响按钮，把声音降下来。

江天禄弹奏电子琴，同时操控音响，一个下午，几乎每一首歌曲，他都要回头观看旁边的分贝检测仪，“不能超过80分贝”。

但在降噪治理前，这支乐队曾长期飙到120分贝，“都飙这么高，不然我听不到自己的音乐。其实我们自己都嫌吵，感觉树叶都能震下来，知了都不叫了”。

这座建成于1911年的公园，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如此喧闹。这里曾是清末旗人的聚居地，虽地处闹市，却一直是闹中取静的幽僻之所。夏天观荷，秋天赏菊，在临水的茶铺要一壶茶，可坐上半天，恬静闲适。

喧嚣始于12年前。2005年8月，湖南卫视唱歌选秀节目“超女”风靡大江南北，一个拉票团在公园为成都本地歌手纪敏佳拉票。老人们自此受到启发，第二年，成都市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挂进公园，一群喜爱在广场上集体舞蹈的大妈带着“坝坝舞”（广场舞的一种）跳进了公园。

一些脑壳灵光的人发现了商机，买一套卡拉OK音响设备，找一片空地，供游客欢唱，每首歌收取两块五块的费用。“没有承包费，一本万利，一下子发展到十多家。”刚从人民公园党委书记任上退休的冯惠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各家为了争抢生意，都把音量调到最大，吵得对方听不到音乐，谁家声音大，客源就多。

公园逐渐变成老年人的舞台。从那时起，坝坝舞、露天卡拉OK和自带乐队的歌舞表演团队开始在公园流行。冯惠玲说，鼎盛时期，各个团队达到七十多家，每家团队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几乎都是退休老年人，在面积155亩公园的各个角落，伴着音乐，纵情歌舞，“除了游客步道，所有地方都占了”。

江天禄是歌舞表演团队“流金岁月”的领头人，在公园小有名气。他的团队四十多人，都是退休老人，他们擅长用电子琴、萨克斯管、洋号、竹笛演奏红歌、老歌，老年女性穿着少数民族演出服装，翩翩起舞，吸引游客。

歌舞表演也并非无利可图。与所有表演团队一样，这个小型演出团体摆上小板凳和塑料花，游客坐板凳两块钱，为喜欢的表演者献花，一次几元。“歌舞表演是爱好，义务演出，不为挣钱，但音响、电瓶、喝水开支也不小，收点钱为节省开支，搞一下午能收一百多元。”江天禄说。

自娱自乐，有时还会演变成抢客源的利益之争，有时还为此大打出手。2015年，公园西北角，两家卡拉OK因音量太大互相干扰，62岁和85岁的老人争抢地盘，结果显而易见，更老的那位，最后被打倒了。

“声音小了听不清，观众就跑别处去了。”为了争夺观众，江天禄的娱乐团队准备了六个一米多高的大功率音响。有次与邻队抢观众，他把旋钮全部开到最大，直接烧掉了两个音响。

当地媒体成都商报当时走访发现，在同一时段至少47台大频率音响在播放，多处突破100分贝。据《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规定，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白天的环境噪声最高限制为60分贝。

“逛公园跟在酒吧歌厅一样，说话要扯着嗓子喊，手机在眼前响都听不见。”冯惠玲说，音量大到单位财务无法安心工作，游客接电话要跑到公园办公楼的墙角。

嘈杂鼎沸的声音超出了人们的忍耐限度，投诉节节攀高，“噪音投诉每年约300件，占公园所有投诉的90%以上”。

难以忍受的当地网友制作“最苕坝坝舞”（苕，四川方言，指土里土气）、身着熊猫服到人民公园举牌，抗议噪音扰民。

抱怨公园噪音污染的一位附近居民，去过信访局，但问题始终没解决。他最后不得不做出决定，“打算卖房子了”。

“为什么不让唱歌”

不堪噪音之扰的成都人，最后投诉到了北京——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015年适逢成都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复核阶段，市政府决心降噪。“园林局新任领导开玩笑说，才来上任就赶上世界之最，必须要治住。”冯惠玲说。

这并不是人民公园第一次降噪。之前，公园在南门、西门安装石柱阻车器，试图阻挡老年人拉音响的手推车，第二天，石柱被推倒了。“公园是免费开放的，我们不能阻止老年人进来。”冯惠玲说，一名市领导建议试点耳机“默舞”，公园管理处去广州取经，买回100个耳机，分发给4个坝坝舞团队。

但很快耳机“默舞”就夭折了。“观众听不到音乐，跳舞的觉着自己手舞足蹈，疯子一样。”

但2015年这一次，成都市政府降噪决心坚定，包括园林、环保、公安、城管、老龄办等在内的11个部门联席参与，最终决定，清除所有收费的卡拉OK，所有健身娱乐团队登记在案，不允许收板凳费、献花费，划定活动场地和活动时间，商定分贝。

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七十多个团队所有人员全部登记备案，不登记不允许进园活动，30人以下的团队互相合并，最终成立22个健身团队和18个娱乐团队。

让公园绞尽脑汁的是，如何先让老年人离园。2015年6月，一年一度的中高考来临，冯惠玲觉得时机来了，因为家家都有娃，只有孩子能让老人自觉停止歌舞。“娃娃十年寒窗不容易，为了娃不唱歌，一定能克服。”江天禄也同意这一点。

借着高考的空隙，公园举办消夏荷花展，在原先老年人载歌载舞的地方，摆花盆，种花草，设桌椅，“收复失地”，“从老年人手里把地盘抢回来”。荷花展之后是摄影展，之后是书画展，之后是排危修缮工程改造。

三个月没有歌舞，老年人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他们认为公园这是无限期的拖延，调虎离山，纯属欺骗，想永久把他们拒之门外。这年的9月19日，三百多名愤怒的老人推着音响从西门冲园。

公园提前接到了内部群众线报，保安董广生和退休老人江天禄站在各自的队伍里，你推我挡，几个回合，董广生和他的保安同事们最终败下阵来。

老人们冲进了公园，“老年人走在前面，又抓又挠，我们保安不敢使劲，推倒了赔不起。”董广生说。

62岁的江天禄是这次冲园的带头人之一。他打小痴迷音乐，年轻时没钱，自己做竹笛，用烧红的铁钎在竹子上烙孔，后来花2块钱买了一根百花牌笛子，兴奋得几夜睡不着。“我们这一辈人最苦，生下来吃不饱饭，念书学校没了，当工人四五十下岗了，好不容易熬出头没事了，歌又不让唱了。”他是激烈的反对者。

老人们围住公园党委书记冯惠玲，七嘴八舌，斥责起来。江天禄曾当面质问冯惠玲，“人民公园的书记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不是人民，我们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唱歌？”

挨了骂的冯惠玲，忍气吞声，还得反过来安慰，“老同志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高血压心脏病犯了怎么办。”

“把自己的父母管好”

一部分阻力还来自热爱歌唱和舞蹈的退休老干部。

“一些老年人是市领导的父母、亲戚，公园今天出个什么事，明天就反映到市领导那里去了，压力很大。”冯惠玲说，一次，她被一个愤怒的老人训斥，“你敢管我，我儿子是谁谁谁你知道吗？”

有团队强行带音响冲进来，保安没有执法权，只能暂扣音响，因此保安董广生与老人们冲突不断——

“有个老人说，我以前是啥子局长，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同志你不要倚老卖老，讲讲道理噻。”董广生安慰。

“讲什么道理，我不偷又不抢，在这里唱红歌宣扬正能量，以前我们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现在想唱歌，想做啥子就做啥子。”老人回。

“有个老太太指着我说，她儿子是公安局的，哪个的是董事长，哪个的亲戚在市委里面。你跟她说得多了，她就说，我有高血压，我是癌症。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才是真正的正能量。”董广生说。

冯惠玲将这些棘手的情况向上汇报。“领导非常支持我，专门召集公安、城管、园林、环保、街道办、老龄办开联席会，明确表了态，让老人的孩子们回家把自己的父母管好。”

这给了冯惠玲足够的底气。在一次沟通中，旁边的老人帮腔，“你知不知道他爱人是某某厅的副厅长。”“越是退休干部，越应该支持基层工作的嘛。”冯惠玲说。

当然，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某单位退休干部大骂冯惠玲，“你一个公园书记算个屁。”

“你再骂我我就让你儿子回去教育你。”冯惠玲说，她调查了此人的底细，还没查完，这名退休干部就跑到冯惠玲的办公室来道歉。

也有一些老年人，拿出党纪党规来，“说安装分贝测试仪是腐败，是贪污受贿，拿着公民的钱乱花。”冯惠玲说。

董广生还遇到过“糖衣炮弹”。“有老年人给我送来水果，他说我进来唱歌，声音大点儿，你就假装没看见。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

“以人治人”

领导们决定重拳治理。吵闹了十多年、酝酿了近一年后，2016年2月29日，人民公园正式推出分贝测试管理制度。

公园在西门附近划定五个固定场地，与噪音最大的18个娱乐团队签订承诺书，定时轮流演出，演出时间每天下午2点到5点，国家法定假日禁演，五个场地旁立着五个分贝测试仪，不得超过80分贝。每天专人登记分贝，屡次逾矩的团队会被清除。

“音量测试了一个月，问卷调查、入户走访，80分贝是老年娱乐团队、居民、游客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冯惠玲说。

在江天禄看来，音乐想达到效果，90分贝最合适，不过，现在他觉得不好意思，“公园给我们免费供电，免费制作团体名称牌子，我们老年人应该理解，和谐相处，80分贝也可以。”

在新制度推行的当天，冯惠玲就遇到了下马威。一个团队拒不遵从新规，在公园消防通道上翩翩起舞。冯惠玲安排环卫工人清洗道路，老人不走；让保安关闭音响，保安被打伤。直到对方在派出所写下赔礼道歉的保证书，这才了事。

公园想出新的招数——推出自治小组。在18个娱乐团队中，选出8人作为自治小组，自我管理。

在保安董广生看来，这是“以山治山，以水治水，以人治人”。

江天禄被选中担当小组负责人。有时即便轮不到自己演出，他也会坐一小时公交车来巡园，看哪个团队声音超过80分贝，他主动提醒。

一个屡次不开会、不演出不请假的团队被公园提议清除，这次，所有人都齐心赞同。“参与其中，就能理解了。”江天禄说。

新规运行一年多，冯惠玲与老人们终于和谐相处。2017年8月，冯惠玲从人民公园党委书记任上退休，18个团队的老年人代表专门为她开了欢送会。会上，曾经最激烈的反对者江天禄，向冯惠玲鞠躬致歉。

成都人民公园十多年的噪音顽疾自此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