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仲安师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春节假后的第一天就因为心血管问题被安排住进了医院，3月在“阜外”医院做搭桥（心血管手术）；送协和抢救，前后折腾了近两个月，好容易熬到4月20日可以勉强出院了。这天，老伴替我收拾衣物时突然说：“刚刚接到小同（先生的哲嗣）的电话，说廖先生19号去世了。”我陡然一惊，虽然这两年知道廖先生身体欠佳，而且年逾九旬，成为老话中所说的“风中烛，瓦上霜”，但这突来的消息，还是使我五内俱焚，头脑空白。

与廖先生相识五十余年了，在医院病床上躺着无事时，我也曾盘算大约有两年没去他家了，待病好了出了院，一定到他家去一趟，把这两年新出的两本书给他送去，没想到瞬息之间，老人家竟做了古人。

回想数十年中，我与廖先生有几度交集，1970年代他住宣内未英胡同，我住菜市口时，每个月总要去廖家两三趟，向他求教。基辛格访华后，琉璃厂开放了古旧书店（中国书店），凭简单的单位介绍信就可以购买1949年前后出版的平装书和明末以后各种版本的线装书。那时正是无书可读的极端的精神饥渴时期，每天上午九点以前我必到海王村门口恭候书店开门（开门时上“新书”），廖先生也常去，我们常在那里一聊就是半天，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当然主要还是说“书”。1970年代末，平反出狱，我不愿意再回原单位房山了，闲居城内谋求调动，廖先生通过他的西南联大老师余冠英先生，介绍我到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后经过考试得以实现，其间曲折艰难，难以一一缕述，廖先生居间为我费心费力，永志难忘。

廖先生后来搬到八里庄师院宿舍去住，离得远了，我去的次数少一些了，但每年总得见几次面。2003年退休以后，空闲渐多，遂以著述为娱，每年总出一两本书，因此，拙作问世后必到廖先生家求教。

在廖先生那里不仅能听到许多真知灼见，令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他记忆中的、近百年来的旧事趣闻，这些涉及文坛、教育界，以及往日的史实、习俗……

先生原姓尹，名彦辉，老家西昌，当时还很偏僻的小城。家世耕读，但父亲还是热心功名，想外出做一两任小官，借此以见见世面。民国2年，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钤在秦皇岛举办了县知事训练班，先生的父亲曾到此受训，结业后在川滇西康三省交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县做了一任知县。

他曾对我说：“我大哥就不同我父亲了，大哥长我十多岁，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带回老家的是《新青年》杂志和《鲁迅全集》。我受这些影响，在1940年代抗战快胜利时，考上西迁昆明‘西南联大’的‘师范部’，上学后，受进步教授如闻一多、朱自清与进步同学影响，反蒋、闹学运；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北归，我也来到北平，跟着北大进步同学加入了共产党，同时改了名字，叫‘廖仲安’。那时刘仁是地下党书记，很活跃，我们被特务追捕，逃出北平，聚在河北泊头（今沧州东南，共产党的根据地）。解放后，回到北平接管政府，我被分在教育局负责‘人事’，大学也没有念完。这是我最遗憾的。”廖先生负责北京全市教育口人员调配、安排，让我感到一奇。我说就您这样退让、保守的性格，还能管这功利性极强的人事调配。他说：“那时人很少在利益面前穷追不舍的。有个师大毕业了好几年、在家逍遥的小姐，解放后想做点工作了，到了我们人事股，局里给她分到长辛店。她只感慨地说：‘长辛店！对我说来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还是很快就去上班了。有一次与先生聊天看到某大学教授得奖的消息。廖先生指着报纸说：“这是我一个老同学，1950年代初，他闲居北京，没工作。找到我，我给他分配了，他很高兴，上班了。不久又找我送给我一套钢笔、工作纪念簿，作为酬谢，我很生气，都是同学，还搞这一套！给他退了回去。”我笑着说：“现在人接到这份酬谢。也会很生气，钢笔、本子有甚作用！还不如来点现实的。”

市委建立北京师范学院时，又把他调到师院中文系成为教师骨干。

我认为先生有几奇，一是性格不活跃、又缺少行动能力，很难想象参加“学运”！二是不懂得“利益”对人生的重要，却能管了几年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