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年前第一批抵美中国人的下落之谜

广州十三行（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美国独立伊始，东印度公司一名爱尔兰商人敏锐地预见到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巨大市场，在广州购买了大批丝绸、瓷器、土棉布等，招募了一批亚洲船员，其中有三名中国人，于1784年自广州港出发，次年抵达巴尔的摩港。三名中国船员最初以为过埠到巴达维亚即可下船回国，却未料“遇人不淑”，被船主带到了美国。为了回家，他们历经磨难。他们的命运和这艘商船带来的货物，得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韦伯斯特等名人的关注。

1785年8月9日，来自中国广州港的商船“帕拉斯号”（Pallas，又译“智慧女神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船上有三名中国船员阿成(Ah Sing）、阿全（Ah Chuan）、阿官(Ah Cun，均系音译），以及其他31名印度和东南亚船员，当地媒体报道了这艘轰动美国东部的商船，留下了中国人抵达美国的最早文字记载。

这个故事的后续部分，有点匪夷所思：帕拉斯号到达巴尔的摩港后，船员被船长奥多奈尔（John O’Donnell）弃于船上，陷入困境。一位往来于中美之间的费城商人霍林斯沃斯（Levi Hollingsworth）很同情这些船员，把他们带到费城，帮助他们在费城生活了一年，并请求国会给予船员资助，送他们回国。后来，奥多奈尔船长心生悔意，答应将这些船员送回亚洲，船员们又回到了巴尔的摩。

由于至今仍未发现船员上船回国的文字记载，这些船员的命运到底如何，是回到了故土，还是继续留在美国？第一批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的下落，从此成为一桩悬案。

首艘广州港始发商船抵美

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缓缓驶离纽约，于8月28日抵达中国广州。这年，成为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启之年。

“中国皇后号”停靠广州港期间，一个大胆的爱尔兰冒险家——商人约翰·奥多奈尔和他的商船“帕拉斯号”也正好在广州，他常年穿梭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做生意。

奥多奈尔结识了“中国皇后号”船长兰道尔后，看到了美国的商机，火速在广州购买了大批精美的中国货装上“帕拉斯号”，又招募了三名中国船员和一批印度船员。兰道尔船长包了“帕拉斯号”上的一部分货舱，将价值55000美元的茶叶运到美国去，而其余货舱里满载的货物则足以让奥多奈尔赚到盆满钵满。

1785年1月，爱尔兰船长和他的船员驾驶“帕拉斯号”从广州港起航，往美国方向驶去。

这是第一艘从广州始发的直航美国的商船，船上的34名亚洲船员，包括三名中国船员阿成、阿全和阿官，就这样开始了他们未知的旅程。

除了奥多奈尔，没有人知道这次航行是一张“单程票”。

据奥多奈尔后来向费城议会辩解说，他原计划在巴达维亚放下这些亚洲船员，换成欧洲水手。但是，到巴达维亚后，当地总督不准他招募欧洲水手，于是，他与船上的亚洲船员达成协议，继续把船开到美国去，然后再送他们回亚洲。

1785年8月9日，“帕拉斯号”驶入巴尔的摩港。船上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包括茶叶、瓷器、丝绸、缎子、薄纱、棉布、丝绒、绸伞、墙纸等等，顷刻间让美国东部沸腾起来。

1785年8月12日，《马里兰巴尔的摩商报》（Maryland Journal and Baltimore Advertiser）率先做了报道：“直接来自中国的帕拉斯号帆船于周二晚上抵达本地，奥多奈尔船长是该船的主人——船上有大批贵重货物，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瓷器、丝绸、绸缎、土布裤等等。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座城市广泛传播的商业声誉，以至吸引了绅士的注意力，他们正忙于进行这种遥远的但却获利颇丰的贸易……船上的水手包括中国人、马来人、日本人、摩尔人以及几个欧洲人，这些住在不同国家的人受雇于同一艘船，成为同道中人，这是由商业利益造成的，它用一条黄金链条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联结起来。”

《巴尔的摩商报》报道帕拉斯号船和船员。（资料图/图）

华盛顿渴求“广州船”上的中国货

“帕拉斯号”也引起了正在马里兰州的弗吉尼亚农场主蒂格哈曼（Tilghman）的关注，他立即写信给在家乡的老朋友乔治·华盛顿，将船上即将售卖的商品信息告诉老友。

四年后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和许多美国买家一样，无法抵抗物美价廉的中国货的巨大诱惑。在收到老朋友的来信后，华盛顿于8月17日给蒂格哈曼回信，写道：“我买或不买完全取决于价格。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协议价，我会愉快地接受。否则，我会少买点，或者看看所列的这些货物是否比平常便宜些。”

华盛顿列出的清单包括：1套上等陶瓷餐具、1套上等晚餐用茶杯和茶碟陶瓷、1套大蓝白色瓷器、半打盘子、1打蓝白色小碗、6个洗手用的瓷器工艺脸盆、6个有柄大杯（壶）、1/4柜上等绿茶、1桶巴达维亚烧酒以及一些上等绫纹丝织物、素色平纹细布、丝绸手帕、本色棉布等。

8月25日，蒂格哈曼回信给华盛顿，对拟购买的货品和价格提出建议，并转达了奥多奈尔很想拜会华盛顿的想法。他告知船上的大包茶叶是兰道尔船长的，现在茶叶全部都被运往费城了。他在信中还提到：“船上的水手都是印度本地人——大多数水手来自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们的容貌和肤色和您的老马夫很像——船上有四名中国人，无论从他们的肤色还是特征如头发和每一处皮肤斑痕来看，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北美的印第安人。”

8月29日，华盛顿第二次回信给蒂格哈曼，其中提到华盛顿夫人要买围裙宽度的平纹细布，大致5-7码就足够了，还希望购买6条上等质量的条纹薄手绢，至于大桶的巴达维亚烧酒就不买了。他说很乐意在弗吉尼亚与奥多奈尔会面。信中还说道：“在收到你的来信之前，根据我所阅读的书籍而不是我自己的不完整的记忆，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中国人尽管外貌古怪，但他们还是白人。”

在收到蒂格哈曼8月31日写的回信后，9月14日，华盛顿第三次回信对方，其中提到：有人告诉华盛顿夫人，帕拉斯号船上售卖的上等平纹细布每码售价0.5美元，夫人要我转告您，如果这是真的，务必请您帮她买两三块布料。

10月13日，蒂格哈曼回信给华盛顿说9月14日的信已收到，但是因为自己高烧卧床4周，所以一直没有回信。他很抱歉地告诉老友那艘船上的买卖已经结束了。

在翘首期盼了一个多月后，华盛顿夫妇终究没能买到“帕拉斯号”上的中国货。

华盛顿非常喜欢中国商品，所以很希望能够进一步建立美国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790年，即华盛顿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约占美国进口商品的七分之一；到1792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总值已经超过荷兰、法国和丹麦，仅次于英国。

第一批中国人究竟三人或四人？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在“帕拉斯号”上的中国人有三人，即阿成、阿全和阿官。

费城商人李维·霍林斯沃斯在给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信中，也指出有“三名中国人”，在其他印度船员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时，他留下了这三名中国人与他同住，他说：“近来这三个中国人和其他亚洲船员有矛盾，常有争吵，我认为最好把他们分开。”

但是，在已公开的一些个人信件和日记里，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出现了“四个中国人”的说法。

那么，船上究竟有几个中国人？

8月25日，蒂格哈曼在给华盛顿的回信中特别提到船上有四名中国人，其容貌和肤色与华盛顿的老马夫很相像。这说明蒂格哈曼是见过这四个中国人的，同时也见过华盛顿的马夫，否则不可能将两者作比较。

而在《诺亚·韦伯斯特的生活日记》（NOTES ON THE LIFE OF NOAH WEBSTER,VOLUME 1）中，更是给出了可信度较高的说法。诺亚·韦伯斯特被誉为“美国学术和教育之父”，他当时正在研究英语改革。所以，当“帕拉斯号”驶入巴尔的摩港当天，他就去码头看船了。他在日记中记录道：“8月9日，坐船到码头，迎接东印度船。”

半个月后，韦伯斯特在日记中又写道：“8月25、26、27日，没做什么事情。登上从中国来的帕拉斯号船，这艘船由3名中国人和很多马来人航行而来。在船上，我开始进行英语语言的调查。”

10月14日，韦伯斯特在日记里又提到奥多奈尔结婚，写道：“他还有一个印度情人在船上。”日记下方文字又补充道：“据说他的中国情人还因他怀孕了。”从上下文联系来看，韦伯斯特所指的这个女子是中国人。当时，美国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因此，美国人通常把从中国去的商船称作“东印度船”或“印度船”，而船上的水手也常常用“东印度人”或“印度人”统称。

综上分析，关于“帕拉斯号”船上的中国人人数，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船上有四个中国人，包括三名中国船员在内的所有亚洲船员都随霍林斯沃斯前往费城，准备寻找到中国做生意的商船，搭船回亚洲。而船上的这名中国女子一直被奥多奈尔船长留在船上，她可能也是他的女佣。

第二种，可能是船上有“四个中国人”纯属讹传，只有三名中国船员。

但是，蒂格哈曼和韦伯斯特本人均亲眼见过船上有四个中国人。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即“帕拉斯号”上有三男一女共四名中国人。

费城好人襄助船员集体向国会申诉

“帕拉斯号”上的船员原以为到美国后便可以返程，未料想船长并没有送他们回国的打算。当他们听说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有帆船即将去亚洲，于是要求奥多奈尔支付薪水，让他们前往费城。但是，奥多奈尔认为自己和船员的雇佣关系已经结束，不予理会。

此时，在费城的查克斯顿（Truxtun）船长正在筹划到中国做生意。他将一艘帆船改名为“广州”，准备从费城驶向中国广州港。

正在巴尔的摩的费城商人霍林斯沃斯对“帕拉斯号”船员深表同情。10月，当他听说查克斯顿船长准备去中国做生意的消息后，便立即组织这些船员从巴尔的摩来到费城。霍林斯沃斯找到查克斯顿船长，希望他能雇用这些亚洲船员。此时查克斯顿船长已雇水手，他知道待商船从广州返回美国时，无法在广州本地招到美国或欧洲水手。他向霍林斯沃斯表示，如果后者可以拿到宾州最高行政会议的命令，他就可以让这些亚洲船员上船回国，每人船费为40个金币。

为了让船员回家，霍林斯沃斯带领船员集体向宾州当局提出申诉。他们在申诉信中控诉了船员在航行途中和抵达巴尔的摩港后遭到的恶劣对待，希望当局能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同时给他们一张船票，让他们可以搭乘即将前往中国的商船回到他们的祖国。

这个案子兜兜转转持续了将近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互相扯皮。此时的宾州州长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宾州原想把案子推给马里兰州，因为马里兰州才是事发地，但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之后，案子转入法庭程序，最后由州政府担负这些船员的生活费，同时授权霍林斯沃斯继续照顾船员的生活。船员在宾州期间，最高行政会议批准了一个总共548磅食物和大约1500美元的生活费用支出方案，包括柴火和衣服。

这期间，有一个中国船员病倒了，霍林斯沃斯马上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关于霍林斯沃斯给中国船员治病的记录，可以在汤姆斯·乔治·莫顿（Thomas George Morton）撰写的《宾夕法尼亚医院史（1751-1895》（The History of 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1751-1895）一书中得到证实，书中摘录了跟霍林斯沃斯和中国人有关的两条医院记录：

第一条医院记录是：1785年12月26日，“接收一名穿粗硬布的中国人。”

第二条记录是：1787年7月30日，“李维·霍林斯沃斯已经在为这几个陌生的中国人支付膳食费用，包括这名病人，他的经济状况已有困难，考虑到他保护这些人完全是出于人道原因，所以董事会一致同意免去这个病人的医疗费债务。”

在与船员相处过程中，霍林斯沃斯发现这些亚洲船员可以很熟练地使用柴火，但是不注意火炉火势，这样会有严重的安全隐患。另外，他们每天要消费近2磅的食物，势必会引起经济问题。由于原来安置船员的房间狭小，他把船员迁移到一艘护卫舰上。不过，他留下了三个中国人，霍林斯沃斯自己解释的原因是：“近来这三个中国人和其他亚洲船员时有矛盾，常有争吵，我认为最好把他们分开。”由于作为监护人的责任太重，霍林斯沃斯不想再继续担负下去。

马里兰州不予援助，最快的船票也无法安排，霍林斯沃斯又想撒手不管了。宾州认为应由国家来供养这些船员，于是向国会上诉，要求国会承担供养船员的财政费用并送这些船员回国，但仍未如愿。

一船“中国货”变身一座“广州城”

当费城为安置帕拉斯号上的船员多方奔走之际，奥多奈尔船长因为拥有一船“中国货”，瞬间变成巴尔的摩的新贵，成为全城名流竞相结交的红人。

1785年10月，奥多奈尔娶了巴尔的摩一位富商之女。他们在巴尔的摩菲尔斯岬以东的滨水区购买了约2000英亩地，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奢华的东方公馆，取名“广州”，过起帝王般的生活。

1805年，奥多奈尔在56岁去世时，他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仅房产一项价值就超过50万美元。“广州城”里建有码头、仓库、住宅,直到今天，这片历史老城区仍叫“广州”。

“广州”古城沿着巴尔的摩外港，位于城市的东南部，距离巴尔的摩市中心大约2英里。虽然古城得名于创建者与广州的密切关系，但是，“广州”自始至终都是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历史街区，与我们传统观念里的唐人街毫无关系。

18世纪后期，奥多奈尔的子孙卖掉了家族城堡“广州”，之后，这里便发展成为滨水工业区和蓝领工人居住区。到19世纪中期，来自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移民构成巴尔的摩产业工人的一大群体。进入21世纪后，“广州”市内的工业都已外迁，游艇码头和新住宅区逐步发展起来，吸引了大批中产阶级到此定居。根据美国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截止到2014年，“广州”市常驻居民人口为11398人，其中亚裔人口只占2.3%。

向东方：搭上回家的旧船票

1786年6月，奥多奈尔船长又计划去印度和中国做生意，8月底，国会书面同意他和“切萨皮克号”帆船到中国做贸易。听到这一消息，9月，宾州行政会议决定让这些亚洲船员回国。行政会议副主席比德尔（Charles Biddle）告诉马里兰州州长，他将送这些亚洲船员去马里兰州，让他们随奥多奈尔船长一起回亚洲，如果奥多奈尔不带他们回国，那么供养这些船员的责任就由马里兰州承担，因为宾州已经供养了他们10个月。对于宾州来说，这是将船员移交给马里兰州的最好机会。

1786年9月2日，星期六，宾州最高行政会议审议通过对“帕拉斯号”船员事件的裁决，裁决书写道：“兹令：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由州政府供养，现在我们决定将他们移送去马里兰州，那里是印度商船船长约翰·奥多奈尔先生带他们抵达的最初地方。并令：李维·霍林斯沃斯先生想办法执行这一命令。”

比德尔也收到了奥多奈尔的信，奥多奈尔在信中告知他将于下周五出发，愿意将这些船员带回亚洲，请宾州尽快将船员送到巴尔的摩。比德尔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霍林斯沃斯。

故事定格在1786年9月，霍林斯沃斯带着他的船员回到巴尔的摩。笔者没有找到进一步的史料记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34名船员经历了一年多的逗留后，应该是凭着一张“旧船票”，随奥多奈尔回到了中国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