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催生奇迹 重走浙大西迁路

湄潭文庙在浙大西迁至湄潭时，曾作为浙大图书馆。图为新旧对比。（聂作平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9月14日《南方周末》）

1936年，时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同意出任浙大校长，不过，竺可桢向陈布雷表示，他的任期至多一年。没想到，他的浙大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将有10年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这10年里，有王淦昌校园放羊，有李政道茶馆苦读。同样没想到的是，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竟使竺可桢接手时的二流地方大学，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大学行列。

天目山中格物致知

入秋后的杭州终于变得凉爽了。清晨五点半，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年多的竺可桢在女儿的咳嗽声中醒来。刚过七点，他就和几名部下一道，坐学校的公车赶往郊外。途中，他买了一份《东南日报》。报上的一条消息使他神情凝重。消息说：昨天，九十多架日军飞机空袭南京，下关电厂、中央广播电台等重要单位均被炸毁。

这是1937年9月26日，星期天。两个月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大片国土沦陷。与杭州近在咫尺的上海，此时中日双方投入了超过100万的军队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恶战。

如果不是战争，初秋的杭州是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就像白居易怀念的那样：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竺可桢一行要去的也是山寺。不过，他不是去寻桂子，也没心思看潮头。他要为岌岌可危的浙大寻找一个安全的办学地点。战争迫近，时局动荡，偌大的杭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他领导的浙江大学，必须向西部迁移。但到底迁往何方，又将迁移多久，竺可桢也没底。在天崩地坼的大动乱与大变局面前，任何提前的人设都是那样苍白无力。

一年前，通过陈布雷和翁文灏等人力荐，时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和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在蒋介石答应保证预算、校长有用人自由和不干涉校务的前提下，竺可桢同意出任浙大校长。不过，竺可桢向陈布雷表示，他的任期只有半年，至多一年，待浙大走上正轨，他仍回去当他的气象所长，搞他的气象研究。

竺可桢没想到，他的浙大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将有10年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他同样没想到，筚路蓝缕的流亡办学，竟使他接手时的二流地方大学，化蛹为蝶地跻身于一流大学行列。

几年后，当原本布局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大学，化整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三地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了。后来，他充满敬意地写道：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李约瑟甚至断言：这就是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要去杭州郊外西天目山中的禅源寺。70天前，在江西庐山，竺可桢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国是谈话会。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宣言》。随后，多所高校校长与政府官员一道，研究了战争时期各大学的迁移安置。即将被战火波及的浙大，必须迁移，但迁往何处，尚无定论。

西天目山中建于清代的禅源寺，首先接纳了浙大210名新生。竺可桢匆匆前往，就是为了检查是否准备妥当，能否正式上课。检查结果，竺可桢很满意。第二天，这批浙大新生就在禅源寺开学了。一边是出家人的暮鼓晨钟，一边是读书人的格物致知，出世的梵音与入世的书声和谐地交织在鸟鸣与泉咽中。

由于距杭州城有百里之遥，且处于茫茫林海中，禅源寺设施简陋，人烟稀少。上课的教师只能和学生一样，居住在寺庙或寺庙周围农家。但劣势也是优势：这远离尘嚣的深山，除了有清静的读书环境外，师生朝夕相处，行止接近，教师授业解惑和学生请教询问比任何时候都更方便。

竺可桢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推行酝酿已久的导师制。导师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专业，还要指导他们的人生。尽管早在14世纪，也就是元明之际，牛津大学就实行了导师制。但1937年秋天，在杭州禅源寺，浙大迈出了中国导师制的第一步。

一个月后，竺可桢又一次来到禅源寺，这一次，他作了题为《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讲。他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毅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话，就算满足。

至于他十分看重的导师制，“实施以来，颇著成效”。他在日记里总结说，“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如昨星期日，天气既值秋高气爽，导师与学生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随着淞沪会战结束，杭州沦入敌手已是早晚之事。浙大西迁，终于从一年级新生暂留天目山，变为全校性的大撤退。

彼时富春江

富春江是一条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河，南朝人吴均赞美它：“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路就是从富春江开始的。几十年后，当我坐着游船行驶于富春江上时，两岸青山叠翠，城镇相望，江水丰沛绵长。但70年前，行驶在江上的浙大学子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诗情画意。尤其是当船只进入富春江上游的新安江一带时，山峰耸峙，江面变窄，恰好又逢枯水，行驶十分艰难。有一个班的船在遇到浅滩搁浅时，全班男生只好下水拉纤。

在迈出西迁第一步时，竺可桢考虑得很长远：鉴于武汉、重庆和长沙等大城市，已有大量机关、工厂和高校迁入，运输困难、供给困难和住宿困难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因而，他的意见是搬到西南内地较为偏远的小城甚至乡村。至于第一步，他选定了富春江上游的建德。

浙大在建德停留了39天，这座小城破天荒地有了一所来去匆匆的大学。小城居民只有1万，而浙大师生就有1千多，大街小巷，都能碰到浙大师生。时人都称建德是大学城。

竺可桢喜欢摄影，每到一地，总会拍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公务之余，他用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