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意外火爆背后:我们怎么去关爱“慰安妇”
拍摄组和“慰安妇”幸存者们的关系就这么相处出来了，不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而是晚辈与奶奶的关系。
责任编辑：刘斌 何海宁
2017年8月16日，湖北武汉，导演郭柯现身武汉百丽宫影城宣传“慰安妇”题材记录电影《二十二》。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我们怎么去关爱‘慰安妇’” ，<二十二>意外火爆背后》）
拍摄组和“慰安妇”幸存者们的关系就这么相处出来了，不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而是晚辈与奶奶的关系。因为有敬意，所以有顾忌。老人们说多少，他们就拍多少。老人们不愿意回忆被日军抓走后的细节，那就不问了，不拍了。
看过《二十二》的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现在还能为老人们做什么？我们怎么去关爱“慰安妇”幸存者？“物质生活上基本能够满足了，更多还是从内心尊重她们。”苏智良的建议听起来有些无奈，“可以给老人写写信吧”。
2017年8月19日晚上7点，中国幸存“慰安妇”生活现状纪录电影《二十二》的票房突破了1亿元，成为内地首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
上映之前，对于这部投入成本仅300万元的“冷门”题材纪录片，没有人预计到市场会买账。如果没有“慰安妇”这个标签，《二十二》里记录的只是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最日常的生活，她们在家门口发呆，在炕上吃药，喂猫、晒太阳，和普通老奶奶的生活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不想讲曾经人们如何死去，我只想聊聊后来人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纪录片导演郭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本来打算，将收益全部捐赠给支持影片拍摄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当时想的是能把成本拿回来，再有个二三十万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数目会超出很多很多”。
《二十二》的意外走红掀起一波对“慰安妇”议题的关注高潮。众声喧哗中，研究“慰安妇”问题、援助“慰安妇”幸存者20年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既欣慰，又失落。
在苏智良看来，如果在十年前，全国确认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一百多位。十年间她们纷纷逝去，如今只剩下14位老人活在人世（《二十二》里面拍摄的只剩下8个，但电影开拍后又发现了6个，编者注），“这样一个高潮来得晚了一点”。
开拍
“只有一种拍法，就是平淡记录。”
《二十二》是以电影开拍时活着的“慰安妇”幸存者的数量命名的。影片拍摄过程中，郭柯一直在做减法：克制表达、消解情绪、平衡功利心。但郭柯承认，最开始将镜头对准“慰安妇”幸存者是有功利心的。
2012年，做了十年副导演的郭柯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和她中日混血儿子罗善学的故事。这则新闻对他触动很大，“慰安妇”幸存者群体有社会探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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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猿吟鹤唳
我认为打官司要赔偿，不是出于日本的财物赔偿吧，更多的不是想看到他们道歉的态度吗？当然作为后辈我们没办法感同身受，更没办法替他们原谅，但是为她们正名，又何必如此反对这个呢？发起人针对在日侵华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因为她们是代表，是典型。关于打扰老人生活，记录人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问题在，没有记录人，这段历史怎么记住？口耳相传吗？日本人会认吗？靖国神社还存在就是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嘴脸，“树欲静”是她们应该安度晚年，后辈就不应该“风”不止吗？
前两周的一个周末，去影院看了这部片子。说一些不符合主流思想的话。 我在想，如果是为了唤醒人们对历史的铭记，一定要让这些年事已高的受害者们再次做出牺牲吗？一定要通过让受害者现身于镜头前这种方式才能换取人们的感同身受？ 不妨极端一些说，为了让人们铭记战争的残酷，不忘国耻，是不是也要实实在在的打上一仗才能感同身受？才能铭记？ 当年日本投降后没让日本赔款，几十年后单单为当年慰安妇受害者去和日本打官司要求道歉，要求赔偿。的确，从道义让讲，我们作为受害国确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对于即将走完苦难一生的慰安妇受害者们来说，我总觉得有那么一点“树欲静而风不止 ”的感觉。 退一步讲，哪些被屠杀的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受的屈辱是不是就比慰安妇受害者受的屈辱少一些？我们是不是也要为这些被屠杀的受难者去和日本打官司，要求赔偿？那些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们，死去的平民百姓们呢？ 发起人为何单单锁定慰安妇受害者呢 ？我看，难逃消费一段苦难历史的嫌疑。 日本不赔款，不道歉，我们管不了。战争就是战争，战争不是做生意，战争不讲良心！不想屈辱，唯有自己变强大！ 影片中的受害者都年事已高，我们看到她们晚年过的并不好，政府给予更多的关心和资助，这才是更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