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灵魂留下来，身体给你”
后来四嫂的儿女就把我们往里让，我们鱼贯而入，分成两边，站在那里，两个老太太不坐，我们谁也不敢坐，她们就那么看着看着，看了好半天，突然抱在一起。我们全哭了……
台湾《汉声》杂志创办人、发行人黄永松与一位德国人探讨“中国结”，进而谈到手工艺。德国人说，一个民族手工越好，手工业就越好；手工业越好，轻工业就越好；轻工业越好，重工业就越好；重工业越好，高科技就越好。
黄永松对春节的记忆是从年糕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年糕。广东萝卜糕，摆成多米诺骨牌状的宁波年糕，用大红枣做成如意或者佛手形状的山东枣糕，当然还有妈妈、婶婶、姑姑一齐动手蒸出来的像桌子那么大的客家年糕。
身在台湾桃园县一个小小的村子，却什么年糕都吃得到，是黄永松童年的一大乐事，这让他很早就明白，什么叫“知味有乡亲”。
陕西凤翔，黄永松在拍一个手绘面具图片 由《汉声》提供
“我们的信仰很亲切”
台湾光复后，躲在各家各户灯影里的春节，突然出现在街头巷尾，在童年黄永松面前来了个大亮相。
由于黄永松的国语老师是北京人，理化老师是江西人，数学老师是东北人，班上的同学也是南腔北调， “我哪里的方言都听过，哪里的饭都吃过。我刚到大陆的时候，我的‘地陪’都很惊讶：‘老黄，为什么你每到一个地方都很适应？’我怎么不适应？我早就受过训练。”
２８岁以后，黄永松成为一个在乡野大地上奔走、收集整理民间工艺的出版人。他办的《汉声》杂志最初以台湾为根据地，１９８８年转战大陆，米食、面食、风筝、泥塑、摩梭人的阿注婚、淮阳人的祖庙祭、北方农家土炕、陕北的剪纸、贵州的蜡花、五台山的骡马大会……所有你能想到想不到的题目都曾是《汉声》杂志一期精美的专辑。发行量最大的时候，这本杂志行销三十几个国家，每期销售量十几万份。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在的哥德堡大学曾把《汉声》作为展品展览了两年。
在走南闯北的日子里，黄永松很快就发现，各地的年俗一点也不像方言那样差异巨大。祭祖、吃年糕、拜年、拜年时说的吉祥话都差不多，每家每户最重要的那个神，一定是灶神。福建围楼在打地基的时候就请风水师根据主人生辰八字定灶，所谓“一灶一兴盛，家和万事兴”。
“因为我们共用一个农历表，它像一个圆圈。从年头到年尾，到了冬至阳光最短，但你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希望。到了夏至，你最得意的时候，你要小心，时光在一寸寸缩短——这就是中国人的阴阳哲学，它是运转的，不是拉扯的。”黄永松说，“我们的信仰很亲切。我们每天都要跟灶打交道，我们就派他来跟上天联系，做我们的管家。我们这个民族泛灵崇拜。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土有土地公。我妈妈祭灶也祭床——把床母娘娘照顾得好，孩子睡觉不吵，长得好。每当我跟国外人士谈中国人的信仰，我就从这谈起。他们都非常感动，认为这些神都是生态保育的神。”
以中国油纸伞作为封面的这期《回声》杂志引得ＩＢＭ的人前来学艺
“分明我拍的是传统”
时光倒退４０年，黄永松与“民间文化”相隔十万八千里。那时候，他是“台北国立艺专”的学生。１９６０年代，生活渐渐安定的台湾急剧西化。在艺专，学生们争相传阅任何可以接触到的西方文艺资讯，“人家啃过的、丢掉不要的骨头我们都要再咬咬”。
此风太盛，黄永松一边怀疑“干嘛要这样”，一边不放过从实验电影到现代舞再到现代雕塑哪怕是打杂的机会。
在打杂的时候，有一位学长跟他说，出国也没什么，我就是国外回来的，我回来就是要好好画水墨画。
“水墨画有什么好画的？台北故宫所有的国画还不都是一张？”黄永松问。学长就给他讲梁楷（南宋画家）的大笔泼墨，唐寅的宽和流丽。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中国美术史的黄永松第一次有了一点开窍的感觉：原来国画不是一个人，一张画。
再有一次，一个从美国学成回来的导演要拍评剧，请黄永松帮忙摄影。黄永松动手要拍，导演说“且慢，我们先做准备”，他要求剧组通过拍摄评剧的训练来了解评剧。
按照导演的要求，黄永松一行人清晨４点赶到剧校。“１１月，很冷，天还没有亮，黑压压地一群孩子突然跑到几排房围成的空场上，对着墙拿大顶。都是些七八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那样，个个都剃着个光头，穿着简单的练功服，哆哆嗦嗦的。老师很凶，动作做不好，竹鞭子‘啪’的抽下去。”
黄永松通过望远镜头，看到那些支撑着身子的小手在发抖，有的孩子鼻涕掉下来了，嘴里吐着白气，像火车冒的烟一样。黄永松把这些拍成了特写镜头。后来这组镜头被称作“现代摄影”。这让黄永松颇感意外，“分明我拍的是传统艺术。原来‘传统’和‘现代’能这样对接在一起”。
拍完排练，拍后台。那天刚好演《拾玉镯》。导演让黄永松拍花旦的服装行头。黄永松把花旦的衣服挂在衣架上就要拍，导演说，不对！你把她脸上每一片装饰、服装上的每一个绣片、颜色和颜色之间的过渡都给我纪录下来。
“这位导演是南加州电影学院毕业的，那是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他教给我这个草莽小子做事情的方法。拍了这些，我对评剧就不由得尊重起来。以前我看评剧是要睡觉的，拍完片我再去看，就发现了其中的巧妙。”黄永松说。
“总比只讲故宫、老子、庄子亲切”
在黄永松一边打杂一边积累着人生阅历的时候，吴美云从美国回到台湾。
吴家从上海迁到台湾，之前还在广州生活过，吴妈妈是天津人。中国本土北、中、南的文化都对吴美云有熏陶。到美国读书之后，最让吴美云不能忍受的是她总是被当成日本人。当她告诉别人她是中国人的时候，马上又被想象成唐人街上穿着破棉袄晒太阳、一辈子也不会说英文的中国人的后代。美国电影里的各种坏角色都用中国人。
吴美云在大学里是校报主编，回台湾后，她想办一份综合性的杂志，向外国介绍中国。
经过朋友介绍，吴美云辗转找到黄永松。
黄永松告诉吴美云，综合杂志肯定不行，说着，黄永松带吴美云去看附近的一座小庙。庙坐落在台北松山区，里面供奉的神仙是“松山慈佑公”。吴美云起初不解看庙有什么用，黄永松指着佛龛里的雕塑和四周的壁画告诉她：一个庙就是一方保护神，更是文化的载体。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入手。两人很快达成共识，“讲这些，总比只讲故宫、老子、庄子亲切一点”。
１９７１年，一份被叫做《Ｅｃｈｏ（回声）》的杂志诞生了。最初它只有英文版，因为它的出版人立志做东西方文化的平衡者，“我们知道西方已经够多了，他们知道我们太少”。
《回声》刚起步的时候，黄永松去找他中学的国文老师、民俗专家郭立臣做编辑顾问。郭老师是一位老北京，她的父亲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之一。而这位进士深受西学的影响，曾经在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下，研究北京妙峰山庙会。
在郭老师的督促下，《回声》慢慢建立以“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为纲的立体框架。“比如我去山西，我不会只做山西面食，我会同时考察民居、民俗，这样由点带面，变成一个立体，这个立体去验证我们老祖先完整的人生哲学。”黄永松慢慢体会出目录的好处。
两岸开禁之后，为了报恩，黄永松多次想带郭立臣回北京，但一直被拒绝。“她总是说‘我不敢，我不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近乡情怯。”
后来，黄永松辗转打听到，郭立臣还有一个四嫂在。黄永松找到四嫂的地址，执意把郭老师带回北京。
一行人的车子开到四嫂家门口，四嫂和郭老师隔着一条长长的楼梯对望，谁也不上前，谁也不说一句话。“后来四嫂的儿女就把我们往里让，我们鱼贯而入，分成两边，站在那里，两个老太太不坐，我们谁也不敢坐，她们就那么看着看着，看了好半天，突然抱在一起。我们全哭了。”黄永松说，“郭老师从四嫂家出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国子监。她在那些石碑上找啊找，找了半天找到父亲的名字。文化就是这么动人。”
通过郭老师，黄永松认识了台湾的“文艺青年之父” 俞大纲。俞大纲告诉黄永松：“传统好比人的头颅，现代犹如人的双足。在时代的遽变中，忽然演变出传统和现代割裂、头脚分离的奇异局面……文化工作者应有为此断裂做‘肚腹’的担当，使现代中国人能衔接传统与现代，全身而行。”
《回声》变《汉声》
初创刊的《回声》步履艰难。杂志卖不出去，吴美云和黄永松经常要向家里人借钱。救了他们的命的，是台湾一家航空公司的国际部经理。这经理看了《回声》就来谈判，说他一次可以买几万份，但把价钱压得很低。他把杂志买回去以后，放在飞机上供旅客翻阅。那是３７年前，那时候飞机还不准备给旅客看的读物。《回声》借着这家航空公司飞向世界各地。慢慢地，有三十几个国家的华人华侨和汉学家要求订这本杂志。
６年之后，吴美云和黄永松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开始不断有台湾人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做中文版？
吴美云和黄永松最初想直接把英文版转成中文版，后来发现不行：“那时候，台湾经济起飞了，但文化状况是有点像暴发户，你要照顾这暴发户的口味。而且自己人讲自己的事情，和把自己的东西介绍给别人看，终归不同。”
中文版只好另起炉灶，而中文版一出，英文版就停掉了，因为忙不过来。杂志的使命从“连接东西的横坐标”变成“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纵坐标”，名字也从“回声”改成“汉声”。
《汉声》时代到来之后，黄永松发现做事的空间更大了。“给老外看的杂志是介绍性的，你不可能让他自己做，他原料也买不到。但是给自己人看的就不同。”
开张伊始，《汉声》作了一期油纸伞的专辑。这个题目的背景是“台湾那时候是阳伞王国，世界各地的阳伞都是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但这东西是舶来品，我们都忘了我们的老祖宗用一种更美的伞，叫油纸伞”。
《汉声》的编辑到台湾各地去找，最后在台南找到最后一个会做油纸伞的老师傅。
杂志出来之后，一个老外找到黄永松，请他介绍做油纸伞的老师傅。黄永松问他干什么，他说他要拜师。一个老外，学这个干吗？黄永松很好奇。那老外说，我是ＩＢＭ派来的。
“我被打了第三棒，我问：ＩＢＭ不是做电脑的吗？他说对。我说我愿闻其详。他说，ＩＢＭ是靠着发明技艺起家的。它有一个基金会，要把全美、全世界人类有过的技艺都收集起来。我就是这个基金会下的一员，我的任务就是在两年内学习油纸伞的技艺，然后写一本书。”
不久，《汉声》办了一期中国结的特刊，因为中国结的手艺让黄永松很着迷：“一根线，能编出各种美丽的形状，跟我们中国人吃饭一样，两根筷子，吃遍天下美味。”黄永松给这门手艺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中国结”。不想，这个名字却遭到了很多文化人的反对。林海音说，中国结不合文法，还是该叫“中国结艺”，沈君山说，中国结，好像在说海峡两岸要永远打个结。黄永松不为所动，“民间的东西只要上口就好，上口就有人缘。”
果然，杂志上摊之后，“中国结”一下子流行起来。国外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一箩筐一箩筐，一货柜一货柜地进货。美国出版社和德国出版商接踵而至。黄永松到慕尼黑，帮德国人看版。他问编辑：你需不需要在封底加个小说明，告诉人家到哪里去买编织材料？
德国编辑想了想说，不需要。黄先生你不知道，我们德国人很注重手艺，我们每个村庄、市镇，五步就有一个小的“美劳店”，十步就有一个手艺店。
“他这么一讲，我就完全没有话说了。”
与此同时，《汉声》在台湾名声日隆。几乎每个家庭都藏有一套《汉声》出版的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读物。联考的学生在复习最紧张的时候，以翻阅《汉声》读物作为休息。台中“９·２１”地震，救援人员在残垣断壁间常能发现成套成套的《汉声》杂志。
传统文化一点都不死板
１９８８年，两岸解禁，《汉声》有了更广大的根据地，先后在北京、西安等城市建立起１１个工作点。
在《汉声》的北京办事机构，黄永松安详地坐在一条长案的后面。他身后的窗户上贴着一个巨大的“福”字红挂钱，窗台上摆着一盆花蕾初绽的水仙。他指着办公室墙上张贴的大幅门神画和桌上的古琴告诉记者：
“中国的造型艺术的最精彩之处就是大同小异，我们比别人丰富。比如门神，就我们的搜集，我们有１２个大地区的门神，每个地区里也是千变万化，光河北就有好几个变种。一个秦琼，湖南隆回的像儿童画一样，脸团团的，非常可爱。到了北京，皇都，秦琼就比较像个将军咯，很严肃地挺立在那里。”
“就像我正在学的古琴。你看这琴谱，像密码一样，每个音符都是几个汉字拼在一起形成的，告诉你这里要勾，那里要挑，是用中指食指还是大拇指，是第几弦第几徽……这样的谱子，你有你的诠释，我有我的诠释，你弹的跟我弹的绝对不一样。
“有人说我们中国文化死板，其实一点都不死板。它在韵味、境界上面是各自发挥的。你看我们的唐诗宋词，它有韵脚，有七言有五言——这些好像是束缚，但同样是五言，李白写的跟杜甫写的完全不同。”
有一年，黄永松在贵州调查，听说当地有一种用竹刀和蜂蜡做的蜡染，这种蜡染在别的地方已经失传了。由于蜂蜡容易凝结，每一幅古法蜡染都只能印一张。所以这种蜡染被当地人视作生命的礼物。
黄永松在当地的瑶寨里寻觅古法蜡染的传人，他问了很多人，终于问到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这男子说他的曾祖母会这门手艺。曾祖母已经１００多岁了。她向黄永松展示了她９０岁时候做的一条围裙。当时，黄永松正在台北筹办蜡染展，他问老太太可不可以带回一件她的作品。
站在一边的曾孙马上说，“当然可以啊”，说着就伸出四根手指头，表示４００块钱。
黄永松付了钱往外走，跨过门槛的时候，曾祖母拄着拐杖追出来，一把把围裙夺过去。
曾孙看到了，上前跟老太太交涉一番，把围裙要过来，交给黄永松。
黄永松没走几步，老太太又跺着小脚追上来，把围裙夺走。如是三次。
南方有几个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却把祖宗的历史记忆倾注到服装上。比如，哈尼族的一个支系——碧约人的妇女服饰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哈尼迁徙史。上衣的底边之下是无数黑红蓝白相间的丝线，代表流离的祖先们的泪水……
瑶族也如此珍视服装，乃至将其视为灵魂的载体。大人教训失去母亲的孤儿时，会指着母亲织的布说：“想想你母亲吧！”
黄永松猜想，曾祖母不愿意把围裙卖给他，打算上车离开。车子快开动的时候，曾祖母追出来，把围裙塞到黄永松的手里。
黄永松打开一看，发现围裙的右下角少了一条，但不影响画面全局。满脸皱纹的曾祖母仰着脸，通过翻译告诉黄永松：“我把灵魂留下来，身体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