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理财:大规模购入股票,25年间平均收益率高达16%!
凯恩斯是国王学院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院友:终身为母院奉献心力,为学院赚取巨额财富,逝后又大方遗赠私产。对国王学院而言,凯恩斯的财务性贡献是前无古人,也不容易出现后有来者。
责任编辑:刘小磊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创立于1441年,在剑桥大学众多学院中财力最雄厚。一次大战后,凯恩斯参与学院的资产管理与投资,他最大胆也最激进的改革,是把收益来源从地产转入证券。此事的成败与投资的时机密切相关,他的成果盈亏互见。期间最重大的失误在于,未能预见到1929年10月的纽约股市崩盘,以及之后持续几年的世界性大萧条。于是他改变策略,买入后耐心等待度过大萧条,也让他从原本的短期进出买卖,转为长期投资者,让国王学院的资产得以长期受益。
为什么1920-1930年代国王学院的资产管理,对现代还有意义?因为在那个历史转折的阶段(一次战后到1930年代大萧条),凯恩斯对大学资产的投资策略,做了方向性与策略性的大转向。今日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都面临经费与资产收益的庞大压力。虽然环境各异,但面临的转折压力和1920-1930年代类似。凯恩斯的胆识、独树一帜、特立独行,在国王学院也遭到保守力量阻挠,但事后证明这是高明的创见,值得现代借鉴。
凯恩斯的新策略有两大特点:1)把传统的收益来源,从农业性不动产转向高流动性、高风险、高变现的证券市场。2)他秉持“动物精神”,勇于投资、敢于投机。过程中有得有失,有成有败,但他以国王学院的“终身院友”为荣,忠诚管理资产,剑桥大学31个学院中,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国王学院的经济状况一直最好。
凯恩斯一生的职位众多,几乎每年都更换重要的国内外职责。1909年他被指派为学院的账户督查员(Inspector of the Accounts),1912年被选入国王学院的管理委员会,1918年战后成为“副司库”(Second Bursar),1924年成为“首席司库”。直到1946年过世,都没离开过这个职位,这是他担任时间最长久、也最荣誉的工作:为剑桥最重要的学院、也是他自己的“母院”奉献一生的投资智慧。
相对地,1920-1940年代的哈佛、耶鲁大学,资产管理还是传统的不动产收益,要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才改采凯恩斯式的投资:长期投入有价证券。凯恩斯可说是高等教育“机构证券投资”的先驱者。从本文的表格可看出,凯恩斯给学院带来巨大的资产利益,每年岁末财务报告时,国王学院的投资报表,就成为剑桥大学的焦点。
剑桥共有31个学院,国王学院是最大也最有名的,游客需付费排队参观。1441年由亨利四世设立,曾赋与相当丰厚的资产,主要是农业不动产(耕地与庄园),散布在英格兰各处。学院的著名院友,除了凯恩斯,还有担任过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内政大臣的Sir Francis Walsingham、担任过首相的Sir Robert Walpole、近代计算器重要人物Alan Turing。
1441-1920年代初期近500年间,国王学院的资产以农业收益为主:共有36个庄园和8个在1453年没入的教区长财产。爱德华四世时(1461-1470在位),没收了一大部分学院的初始资产,导致年收益减半。都铎王朝亨利七世与八世时,又得到王室赠与,成为剑桥大学最富有的学院,直到1546年三一学院(Trinity,这是牛顿所属的学院)成立时才被超越。
学院的司库如何管理资产?基本上是与佃农签约、更新契作条件、出售林木、派任农地的管理人员。除了王室的赋与,学院也接受各方的捐赠、遗赠、购买,但在这400百多年间,这些事的比例不高。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资产,1850年之前都受到法条约束,不得出售土地,直到1920年在凯恩斯手中才有大幅变革。
为何需要大变革?因为碰到几件经济兴衰。1)就兴盛面来说,英国的农业革命,1700-1850年间田地生产增加5倍,但田租收益增加8倍。对学院这是好消息,所以长期习于享受不动产的丰厚收益。2)就衰退面来说,1870-1900年代英国农业进入萧条衰退期。土地革命的压力,以及越洋运输的兴盛,鼓励农民往北美洲、澳洲、阿根廷开发新耕地,因而造成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3) 1870-1890年代中农业地租下跌3成,跌回60年前的水平,国王学院的收益在20年间,因而减少约1/5。到了1913年一战前夕,学院的收益略有回升,但一直无法回到农业大萧条之前的水平。
1882年学院首次公布收支状况:不动产收益约3.64万镑,证券收入只有1,600镑。显示学院对证券的消极态度,原因很简单:条文规定不得处置不动产,所以没有足够资产转投资本市场,只能购入少量政府公债。19世纪末时,牛津剑桥的这项规定松绑了:可以处理不动产,也可以投入证券市场。国王学院因而在1880年代,买入印度政府公债(由英国政府保证),也买了英国铁路债券,1890年代又买了英国市政府债券、殖民政府债券。这些都是证券信托业名单上,具有的“一级债券”。
换言之,1893年与1900年的投资信托法条,赋与学院有更高的管理资产自由度。但在一战前,还是以持有安全性高的公共部门债券为主,尚未能多元化经营。这些保守投资所赚取的利息收入,只占全部收益的10%,无法抵消农业萧条带来的冲击(表1)。
1918年战后,凯恩斯被选为学院“副司库”,1924年升为“司库”(First Bursar),全权负责投资政策直到1946年过世。在这段完全自由自主、不受挑战的22年间,表2显示凯恩斯对学院资产的调配比例。国王学院比美国名校更早走向证券化。
把这么高比例的资产投入证券市场,投资报酬率是否也很高?计算过后发现,并没有过去所认为的那么高:1924-1946年间平均收益率为16.0%,同时期英国证券市场的平均收益为10.4% , “限制型的证券”(restricted Portfolio)6.8%,英国政府债券6.8%。所以凯恩斯的选股表现,是比同时代的平均值高,但也没有那么“神”。
图2显示1922-1946年间,国王学院的投资报酬率(黑色线),和全英国资产投资报酬率(淡色条)。1922-1946这25年间,有6年表现比不上全英国的平均值(6/25=1/4)。这表现不佳的6年中,4年是在他接手的前8年内。
黑线比灰线低,表示凯恩斯的表现较差,若累计1922-29年间的落差,会看出刚接手的前8年,比英国平均证券报酬率的收益,总共少了17.2%(业绩落后)。尤其碰到1929年大萧条时,凯恩斯的业绩更差,1930-31年间亏损也很严重。真正的翻转点在1932-36年间,凯恩斯大有斩获。在二次大战前几年间(1938-40),他也是表现不佳,1941-46年间又表现良好。
整体而言,凯恩斯这么聪明的人,25年间在股票市场上还是翻了两次船(见图2的负值)。主要是因为大萧条与大战,若在平时他表现得还不错。限于篇幅,还有些更细节的逐年数字,不适合在此复制,一方面篇幅太长,二方面数据过细。有兴趣的者请上网看Chambers et. al. (2015)页847表1,详述:1) 1921-1946年间,凯恩斯买卖股票的次数与金额。2)页849表2详述1921-1946年间,国王学院各种资产的逐年报酬率。
接下来看图3:1919-2013近百年间,国王学院资产配置的趋势变化。这显示几项特点:1)长期而言,不动产的比例持续下降,1975-1985年间升高过,之后又下跌。2)普通股的比例愈来愈高。3)优先股在1965年之后完全消失。4)固定收入的比重逐年减降。5)现金的比重也日益次要。6)若把焦点放在凯恩斯主掌的1924-1946年间,就可看出他要扭转性的责任:把整体方向做结构性调整,到了2013年还看得出这项转变的影响。
接下来看图4:1921-1945年间学院的股利有多好?凯恩斯选购的证券,在1921-1945这25年间,报酬率大都高于买公债,也比100种代表性股票的报酬率高。长期而言,凯恩斯是学院资产投资的优良代理人。
图5显示另一个重要面向:选股的国际多元化。整体而言,非英国证券在1930年代时约占75%,显示国际多元化很活跃。美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在同一年代几乎只持有本国证券。剑桥大学的其他学院呢?以最富有的三一学院为例,甚至到了1957年,还是以不动产收入为主(83%),证券收益只有8%。
1920年代主掌国王学院资产时,凯恩斯替学院购入的证券总值约两万镑。1946年过世时已超过82万镑。这项丰硕的成果,甚至比他在其他公职的成就更引人注目。他过世时捐赠44万镑给国王学院,换算成2012年的币值约1500万镑。这批遗赠包括:财务投资、艺术品、善本古书、名人手稿(以牛顿手稿最重要)。其中的艺术品约值1946年的3万镑,1988年时增值到约1700万镑,今日的价值当然更高了。凯恩斯是国王学院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院友:终身为母院奉献心力,为学院赚取巨额财富,逝后又大方遗赠私产。对国王学院而言,凯恩斯的财务性贡献是前无古人,也不容易出现后有来者。
参考书目
Acharya, Shanta and Elroy Dimson (2007): Endowment Asset Management: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Oxford and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s, David and Elroy Dimson (2013): “John Maynard Keynes, investment innovat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213-28.
Chambers, David, Elroy Dimson and Justin Foo (2015): “Keynes the stock market investor: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0(4):843-68.
Chambers, David, Elroy Dimson and Justin Foo (2015): “Keynes, King’s and endowment asset management”, Chapter 4 of Jeffrey Brown and Caroline Hoxby: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Great Recession Affected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27-50.
Dunbabin, J.P.D. (1975): “Oxford and Cambridge finances, 1871-191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8:631-47.
网络编辑:周凡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