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波士顿的声音：灾难学专家谈震后重建

高翔：前面的话

5月12日发生的四川大地震，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也是世界人民的一场浩劫。灾难之后，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答案非常清楚：重建家园，总结经验。本期，我们很荣幸地请来了两位世界上最好的灾难学专家：Peter Walker 博士和Patrick Webb博士，就这个问题发表他们的意见。

他们都来自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营养学院，并都担任讲座教授。塔夫茨大学是世界上研究营养和人道救援问题的重镇。两位专家都有丰富的灾难现场救援的经验。但是由于不同的专业背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建议。

Peter Walker 教授自从80年代就开始从事灾难学和人道救援的研究，主持制定了世界上一系列重要的救灾政策。而他所主持成立的环球计划（Sphere Project）更是被认为是世界人道救援史的一个里程碑。该计划根植于两个核心理念：1）尽可能地提供服务；2）灾民的尊严即获得援助的权利。它既是一本工作手册，也是一个广泛协调合作的程序。自1997年起，由国际红十字会等128个从事人道援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

Patrick Webb教授是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营养方面的主席，并在全球范围内负责灾难发生后的食品援助和饥荒、营养缺乏疾病的防治干预工作。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救援机构。Patrick Webb 博士曾经在亚洲、非洲的20多个国家工作过，主要从事项目评估和设计。他在2004年印尼海啸中，率领一支紧急救援评估队伍奔赴现场。

我们感谢塔夫茨大学的Katherine Tucker教授的帮助联系了两位专家，感谢南方周末报社慷慨提供了这个发表的机会。我和孙蓓（哈佛大学Brigham and Women’s 医院的工作人员）负责翻译。鉴于时间紧迫，由于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有差错和不准确的地方，请读者见谅。为了尽量避免由于翻译造成的偏差，南方周末网站将同时发表英文原文（见文后）。

(作者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作)

Peter Walker博士，塔夫茨大学的Rosenberg教授（营养 和人类安全性方向），同时任塔夫茨大学营养学院Feinstein国际中心部主任。他曾任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会的灾难政策部主任。他负责组建环球计划（Sphere Project），此计划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制定符合全球标准的灾难救援之最低标准。他发起并主办了一年一度的《全球灾难报告》（World Disasters Report）。他还是《灾难救援工作者守则》（Code of Conduct for disaster workers）的主要制定者之一。2008年，Walker教授获美国营养学会（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utrition）的年度人道主义奖。

Peter Walker：地震带来的教训

地震在危害人类的灾害中占有特殊的一席。它是灾难性的，在它面前，无论贫富、贵贱、老少，一切平等。而且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但当人类遇到这样的危机时，我们的反映却惊人得一致。

今天一个四川母亲脸上的悲伤与2003年伊朗Bam，1999年土耳其Izmit，1995年日本神户，1989年美国旧金山或者1988年美国Spitak那些母亲的悲伤并无二异。在这些地震中，我们都看到当地的英雄们不分昼夜地抢救被困的亲人，我们看到那些敬业的当地官员，虽然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仍然坚守岗位协调救灾。 总之，灾难使我们变得更团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学会了当地震降临的时候，什么应该做，更重要的是，什么不应该做。这里是从以往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经验中来的一些教训。

搜寻和抢救

被困在倒塌的建筑，尤其是混凝土建筑下的人不会存活太久。基本原则是，在那些所有被救生还的人中，95%都是在地震发生48小时内被成功援救的。 48小时之后，失血、脱水，以及坏死组织所释放的毒素将会致大多数被困的人于死地。这意味着搜寻和救援队伍需要在地震发生后数小时就赶到现场；国际救援会是一个很好的姿态来表示支持和同情， 但它们往往很少有机会及时赶到而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医院设施

地震会给医院的急诊设施（床位、血浆、外科队伍）带来空前的压力。在那些医院是中央控制的国家，比如医院隶属于各省，抑或象日本，医院属于红十字会，它们在协调调度伤员从震区到其它医院，以及管理记录相关人员的去向这些事物中远比在私有体系下各个独立的医院来得快速有效。

志愿者

在最近每次大的地震发生后，都会有大量当地的志愿者涌入灾区帮助救援。尤其当地震发生在学校放假期间，学生会更快地加入这个队伍，志愿者的数目往往非常高。美国得益于现有的志愿者结构，在组织这一支帮助力量上远好于那些志愿者无人组织的国家。

水和卫生

威胁灾民生命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脱水和由于不卫生的条件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建立干净的水供常常是首要任务。人通常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在坚持好几天。地震虽然会破坏大多数的下层建筑和粮仓，但它不毁坏食物。而且一旦交通重新开通，食物可以被运入灾区。但水通常经过管道送入百姓家，一旦毁坏就没法用了。所以，需要准备其它代替装备比如水箱、水罐车和水站。

恐惧

地震确实令人恐惧。在初震后的几天，人们特别需要承诺和有效的信息流通。惊恐通常导致谣言，比如象“传染病已经爆发”；“另一场地震已经被预测到了”或者“大坝即将决堤，会淹了地方”等等。这时需要当权者做到比平时更加的透明，使信息更加有效地流通，使百姓安心。

手机已经被证明在地震中有着不可比拟的价值，尤其是短信。短信只占有很窄的带宽，在很弱的信号和手机电池下都可以收发。

避难所

没有临时避难所这么一说！每个大地震的经验显示许多当时建造的临时住房在地震多年后仍然被在使用。在日本神户，政府为那些地震中失去住所的人在城市周边建造了过渡房，3年后，许多人仍然住在那儿。滞留在过渡房的往往是一些“困难户”，在日本，是那些有精神问题的人们，或者是一些没有直接亲属照顾的老人。所以，帐篷和大量寄居在公共设施只能缓解暂时之需，必须由一些本着长久利用目的住房来代替，而不应该用临时的标准。

第二个从所有的地震中得来的教训是，人们愿意回家，他们不愿意迁移到其它地方，他们也不想外来人进来重建他们的村庄和社区。在一些国家，政府却视地震为一个“清旧账”的机会，认为他们可以推平瓦砾，彻底重建。通常的情况是：那些受损最严重的人错失机会。受损的社区积极参与，并按照他们认可的方式重建。长远来看这种解决方式更稳固，经济上更适合。

地震防备和自救

在每个袭击快速发展中城镇的地震中，我们都会发现当地的建筑或发展商偷工减料，不遵循规定的建筑抗震标准，这在公共建筑中尤其突出。最大的教训是短期的节省建造成本导致长期的恶果，失去生命、生活、失去经济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改变他们管理和监督建筑标准的方式，常常变得更严格，给予任何违反房屋标准的行为给予更严厉的处罚。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地震应对和行为有关。历史证明，那些经常练习怎样防震和抗震的地方，损失最小。历史同时显示在小震常常的地方，防震抗震会被严肃对待；而在那些有可能会地震，但又不常见的地方，防震抗震很容易被忘掉。比如说，东京经常会招受一些小震，大多数东京人有地震保险；会把家具铆在墙上，电视铆在桌上；常规参加地震逃离训练。而在神户，很少有人在1995年大地震前有以上的那些行为。两个城市都坐落在地震高发带，但神户在此前几十年来都没有过任何大地震。

危机通常看出人们的优秀品质，巨大的苦难由于大家分担而减轻。这次地震给了我们机会按照更好的标准重建新建筑；去稳固老建筑，尤其是公共设施，来抵挡下一次地震；给了我们机会将防震真正纳入实践。当政府附诸行动去确保人民的安全，以往的教训会被吸取，代之的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城市和人们可以在地震中生存，但这需要对下层建造，地震科学和人的长期投资。

Patrick Webb博士，是塔夫茨大学的Alexander MacFarlane 教授（公共政策方向），并任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主管学术事务的院长。他曾长期担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之营养主席（Chief of Nutrition），负责全球的紧紧急食品干预，监督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妇幼卫生、和制定食品强化政策及实施规则。共有7本著作（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20个著作之章节，并有40余篇论文发表于同行评议的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