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幕克：我们究竟是谁？

（本文是帕慕克2008年5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我的小说《雪》中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五年。这个主人公是土耳其人，因此他跟卡夫卡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有些关联（等一下我会详细地谈论文学上的联系）。卡的真名是凯里姆·阿拉库索格鲁，但他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更愿意使用这个更简短的称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以政治难民的身份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他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他甚至都不喜欢政治；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诗歌。我的这位主人公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位诗人。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态度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场事故一样——他卷入政治这东西往往是无心而为之。我，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愿意就政治和事故说上几句。对于这个话题我已经考虑良多。但是，请不要担心：虽然我能写长篇小说，今天我只做一点简短的评论。

2000年，为了在描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状况时不要犯下太多错误，我来到了这座城市。两位朋友带着我四处参观。我们一起走访了古特鲁街 ( Gutleustrasse)附近一家旧工厂后面的小公园，我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为了更好地想像卡每天从家里散步到城市图书馆的情形（他白天的时间多半在这里度过），我们步行穿过车站前面的广场，沿着凯瑟斯特拉斯往前走，经过几家性用品商店，然后再路过明希内尔街（Münchnerstrasse）的几家蔬菜水果店、理发店和烧烤店，一直走到钟塔广场，刚好经过了我们聚会的教堂前面。我们还一起走进了Ｋ，卡那件穿了多年、给了他不少安慰的外套就在这里买的。我们一起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建立家园的贫困住区走了两天，参观了清真寺、饭馆、社区协会和咖啡屋。这是我的第七部小说，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就像个新手一样做了大量毫无必要的笔记，为每一个细节烦恼，老问一些“有轨电车在八十年代真的通过这个角落吗”之类的问题。

我在卡尔斯做调查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卡尔斯是土耳其东北的一座小城，我大多数小说里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因为我对卡尔斯了解甚少，所以在把它用作小说背景之前我多次去那里调查。我在那里逗留期间，在逐街逐店调查该城市时见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造访过这里最偏远、最被人遗忘的住区，这是土耳其最偏远、最被人遗忘的城市；我和那些失业后不抱希望再找份工作、整天泡在咖啡屋的人交谈过；还和中学生交谈过，和不管我到哪都跟随我不放的便衣警察、穿制服的警察交谈过，和发行量不超过二百五十份的报刊发行商交谈过。

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说我为什么要写一部叫《雪》的小说。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进入到一个每过一天我的理解都会变得更加清晰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我看来是小说艺术的中心问题：即回响在我们每人头脑中的“他者”问题、“陌生者”问题和“敌人”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如何改变自己目前的身份。我的问题并非对所有小说家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不言自明：一部小说当然可以通过想像将其人物置身于我们所熟悉的、所关心的、我们从经验中所认识的处境中去，这可以加深对人类的了解。如果我们在小说中遇到的人物让我们想到自己，那么我们的第一愿望就是让这些人物来解释我们是谁。因此我们故事中的母亲、父亲、房子和街道与生活中的样子非常相似，故事发生的城市也像我们亲眼所见一样真实，故事发生的国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样子。支配文学艺术的神奇规则有办法扩大普通家庭、家园和城市的意义内涵，使每个人都觉得小说中反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家园和城市。常有人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是一部自传性极强的小说。我十七岁拿起这本书时，并没有把它当作托马斯·曼自己的家庭故事来读——因为我当时对他了解很少——我认为这本书与普遍的家庭有关，这样我才会容易产生认同感。小说的神奇机制使我们能把自己的故事展现给全人类；这些故事也是别人的故事。

因此，没错，我们可以把小说界定成一种这样的形式：它可让有技巧的作者将自己的故事变成与别人相关的故事。但是对艺术来说，四百年来它吸引的众多读者、激励的无数作家还仅只展现了其伟大而迷人之处的一个方面而已。把我吸引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上来的原因就与此不同：它使我有机会像抒写自己的人生一样去抒写别人的人生。正是通过这类探讨，小说家们才能开始试探将“他者”分隔出去的分界线是否合理，而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会改变身份的界限。他者可能变成“我们”，我们也可以变成“他者”。当然一部小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