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托寄书籍之谜

陈氏三姐妹与陈小从在中山大学陈寅恪雕像前合影。左起：陈美延、陈小从、陈流求、陈小彭。（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7日《南方周末》）

陈寅恪私人文物流失，原因不清不白，过程半明半晦。揆诸常理，开箱查验似应留有记录，无论何人何时往书箱内回填旧报纸，纵使残存零星碎片——出版时间、地点、新闻事件等——也足以释疑解惑、洗刷冤枉。然而，台版“掉包说”流传十有五载，史语所之回应迄未闻见。旧谜未解，又生新谜，累累闷葫芦，尚能打破否？

缘起

陈小从女士逝世后不久，笔者写了篇文章《陈小从对陈寅恪研究的贡献》（载《南方周末》2017年5月25日C28版），既为了怀念，也为了表彰。寅恪先生的两位女公子——流求、美延女士——看到文章后，特意打来电话，对拙文予以肯定的同时也作了两点补正：

其一，寅恪先生在世时，曾多次夸赞侄女小从最“好古”，文史底子比同辈人好很多。其二，寅恪先生所藏乃祖右铭公的文稿（抄件），最终由小从于2003年6月16日前后郑重交还给堂妹流求，当时她与流求、美延均应邀出席庐山植物园安葬陈寅恪、唐筼夫妇骨灰的典礼。移交时，小从十分认真、严肃。之所以把文稿（抄件）交给流求，因为流求是长女，小从依然恪守着昭穆有序、长幼有别的家规。美延作为唯一的见证人，也在交接现场。

此外，流求、美延姊妹还共同回忆了寅恪先生1948年托寄书籍的若干片断，对其中的一些疑点提出了她们的分析和推测。在这次通话后，笔者又查阅了相关资料，觉得陈寅恪托寄书籍的悬疑仍有重新探究之必要。现将零散信息绾结成文，以此再次呼吁海内外同道各尽其力，早日破解这一历史谜团。

1948年之前的两次托寄

真正成为悬案的是1948年那次托寄书籍，但又和1937、1938年的两次托寄前后关联，因此不得不稍作追溯。

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挈妇将雏逃离北平，南下奔赴长沙国立临时大学，约在11月27日抵达长沙。（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2010年版，第133-135页。以下引自该书之文字不再标注出处）1938年1月19日，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月，陈家再次登程，经由桂林、梧州，月底进入香港。1938年4月，陈寅恪与浦薛凤等人同行，“取海道赴安南海防市，转往暂设在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家眷则寓居于港。短短数月，陈寅恪三次奔波，其间的两次托寄书籍愈加令他身心俱损。

一介书生，“家中最多也最重视的是书”，因此，每次逃难，陈家“对行李首先着重安排处理的是书籍”。陈寅恪平时习惯把读书心得、对比校勘等内容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再整理成文或撰作成书，批注最多、最为重要的书籍自然是安排行李时的重中之重——或者放置于随身携带的“文稿箱”内，或者在托运时“用最好的箱子装载”。

1937年撤离北平之前，陈寅恪对书籍作了不同的处理：“能够随身携带的书籍极其有限”，“上课常用的书本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