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 ——高等教育助学扶贫的西北样本

满地瓜果丰收在望，李生及其父亲李红善却高兴不起来。

“今年西瓜收购价格每斤三四毛钱，只有往年价格的一半多点。”20岁的李生正在兰州大学读书，他的学费及全家一年的花销都寄托在12亩瓜田上。

满地瓜果丰收在望，李生及其父亲李红善却高兴不起来。

“俗朴风醇，人民勤劳”，李生的家乡民勤县因此得名，却无奈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越来越明显，土地荒漠化、降雨稀少而变化不居而导致民勤县成为国家级贫困县。

“读书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从“镍都”金昌驱车三小时，穿越茫茫戈壁滩，一眼望见金灿灿的向日葵和瓜地，便进入李生的家乡——甘肃省民勤县礼智村。

这是典型的西部村落。一排排泥胚夯制而成的房子，几棵枝叶稀疏的白杨树，一辆辆摩托车驶过卷起漫天黄沙。李生自家的老房子已属危房，墙体已经裂缝脱落，很可能垮塌在下一场暴风或大雨中，他们只好“借住”叔叔家搬迁后留下的老房子。

李生父子暂时借住叔叔家的房子。

“我们家收入主要靠卖瓜。”窘迫的生活让李生养成精打细算的习惯，“每亩瓜田收入六七百元，12亩也就五六千元的样子。”

这基本上就是李生一家一年的主要收入。

李生的父亲李红善已67岁，憨厚、勤劳、开朗善谈，意识到种瓜受雨水和市场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他还养了十几只“旱涝保收”的羊。

种瓜受雨水和市场波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李红善老人还养了十几只“旱涝保收”的羊。

当前，西部农村义务教育虽然已取得良好的成果，但如果初中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那么大多数的农村子女会选择技校高职之类的技能性教育后直接走向社会,早日出去打工赚钱养家,而岁数大的人会一直留守在农村。

表面上，西北地区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勤劳与精明，似乎与所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2016年4 月，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柳建平组织学生对甘肃14个贫困村进行入户调查却发现，农户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5.4%，即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户的收益率平均增加 5.4%。

无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户收入增加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但贫困农村家庭仍然难以承担相应的教育费用。如此，贫困便在代际传承循环着。

李生回到已经荒废的小学校园。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户收入增加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但贫困农村家庭已无力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

坚毅、内忍、吃苦耐劳，几乎是西部贫困地区民众普遍的精神生活状态。不过，李红善老人并不像多数西部农民那样宿命，“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碎娃儿（李生）培养成人才。”

八岁那年，李生的母亲因病不幸离世，留下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大姐不得不中途辍学，只有李生和哥哥因为是男娃而继续读书。

“读书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李生说，他们从小就被老师耳提面命的灌输培根的名言“知识改变命运”。仅李生所在的礼智村仅19户人家，与之同龄的6个小伙伴就有5人考上大学。

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早在1997年，中国学者林乘东就提出“教育扶贫论”。大力发展西部高等教育、加快提高西部人口素质，正是加快发展西部经济建设、提高收入水平、减少贫困的有效路径之一。

最近，一项西部校园调查显示，受访的2800名贫困大学生中有2548人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占整个调查对象的91％。此外，父母缺乏劳动技能、父母一方伤残或者死亡、家庭成员患慢性顽疾或者癌症等家庭原因也占有一定比例。

尤为不幸的是，大学生李生的窘境既有区域性原因，又遭遇家庭的变故。

“有形组织背后，无形力量的支持”

2016年夏天，镇上的邮寄员送来李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个家庭顿时陷入悲喜之中。

“父亲很高兴，但又为高昂的学费很忧愁。”李生记得，他的父亲李红善老人时常在半夜里从炕上爬起来，抽上一根烟之后又悄悄睡下。

入学后，学校老师和辅导员了解到李生的家庭状况后，给他指点迷津说,“你去申请企业助学金试试？”

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如实填写一张申请表后，李生幸运地得到了“丰田助学基金”，每年4000元。由此，他的学费得以解决。

得到“丰田助学基金”后，李生的处境从“特别困难的学生”改善到“一般困难的学生”，每顿饭基本能保障“两个素菜和一份主食，甚至每个月还能吃上一两次荤菜”。

“在老家的话,夏天自己家里还能吃自己种的菜,但冬天基本上就是白菜土豆之类的,一点也不觉得苦。年轻时多吃点苦,多经历一些,对于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 李生说。

每天李生与父亲的午餐很简单，西部地区传统的面条。

去兰州求学后，一步步从村、县、市一步步走出来的李生并没有单纯地追求考试成绩，更不甘愿生活于自己的狭隘圈子内。

“当然有的同学经济状况好,但也没觉得就羡慕或自卑。虽然他们可能会弹钢琴会做其他的,但我也做很多他们不会做的事情,掌握他们并不会的技能和知识,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李生的成熟令人刮目相看。

他的父亲李红善一直希望，儿子能够成长为一个“正直、踏实、朴实、上进”的人 。

“等学业能够腾出时间后,我希望能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到学校所在地附近的农民工学校教书，到敬老院做义工等。”李生说，因为自己是得到社会的关爱而成长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能力和思想得到不断提高。

李生说，他将会铭记住这份爱，用它来温暖和帮助其他人，并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快乐。

社会理论背后的良心与责任

2004年3月，日本著名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在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日本一家汽车企业想在中国做公益事业，我们能做些什么?

这家企业正是丰田。

随即，青木教授和丰田的代表应邀到京，受到吴敬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副主任的接见。当时，国家虽然有着眼于解决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入学困难的助学贷款政策，但由于刚起步,体制还不完善,所以存在两难困境：

仍有相当比例的贫困大学生因难以支付学费而不能顺利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助学贷款也无法良性循环，影响着各方之间的信用关系，甚至频繁引发停贷风波。

“社会助学基金对国家助学金是一个补充，国外有很成熟的经验，可以用基金运作的方式，让大学生安心读书。东部经济发达、名校多，得到社会捐助的机会也多，我们应该与中西部高校合作。‘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两位经济学泰斗热议着。

由此,这项由企业捐赠建立起来的助学机制便形成起来,而且至今持续11年,预计到2023年最后一批学生毕业，累计投入将达到8730万元,帮助2980名学生实现他们的大学梦。除了直接性的捐赠之外，还有众多社会外部人士给予的支持也是非常大的，这些是没办法换算成金钱。

一份对当时社会助学和奖学体系的调研报告显示：清华大学有100多种奖学金，奖学金最高额度为每年8000元，东部富裕地区的浙江大学也有60多种奖学金。相形之下，云南师范大学的奖学金只有10多项，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奖学金种类则不足10项。

“丰田助学基金”瞄准西部贫困地区，而大学生李生正是该项目的受益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