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名义中西谈

西方校勘家往往并不亲自做比对异文的工作，而委托他人代劳。图为一位抄工。（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8日《南方周末》）

汉语对校对之事（collation）和校勘之事（criticism）没有做明确区分，笼统称之为“校”，以至于人们将校勘学视为小道末技。殊不知校勘学在西方被视为学问的皇冠与顶峰。

“校勘”，顾名思义，是校对和勘误。对于这类工作，人们并不陌生。譬如说某报刊某一期出现了比较多的错字、漏字，知识错误，或者标点符号不规范，往往有热心读者写信给编辑部，“建议加强文字校勘工作”。

有几年时间我在译介“西方校勘学”。与学术圈以外的朋友见面聊天，被问及在研究什么，我回答说，“校勘学”。“校勘？！噢~~噢”，朋友瞠目颔首，一脸“了解之同情”。

不仅圈外的朋友如此。关于校勘工作的学术含量，两年前微博上曾有过一次十分热烈的讨论。有位学者说，校勘是机械性工作，没有什么学术含量，认为真正能够解决文本难题的，是各领域的“专门研究家”，而不是文献学训练出来的“校勘家”，建议将学术含量低的文本工作称作“校勘”，将学术含量高的称作“研究”。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甚至反唇相讥。

我倒觉得，这位学者的话虽然未免偏激，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我们古典文献学所做的校勘，与报刊编辑所做的校勘，有根本差别吗？

报刊编辑所关心的问题是，（一）这排印的校样与作者的原稿一致吗？（二）作者的原稿有什么错误吗？

我们古典文献学所关心的文本问题也大致如此。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所谓“底本之是非”，就是传本与作者原稿是否一致，所谓“立说之是非”，就是作者说的是否正确。

两种校勘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