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代儒学定位

2017年3月30日，浙江衢州一位学生在校园内身着传统服饰弹奏古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18日《南方周末》）

对中国而言，晚清是一个路口，民国是一个路口。我们今天向前挺进，可以遵循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基本价值选择，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新儒学的价值定位就在于，它适应了人类的现代变局。

近几年大陆新儒学的一些朋友，尤其“新儒教”的朋友把自己的立场设定为否定“新儒学”——不仅仅是港台新儒学。新儒学其实不止港台，因为新儒学第一代出去的不多，第二代最有学术成就。

回应“现代”的不同方式

整个说来，现代新儒学要应对的问题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之际，怎样使儒学的言说应对这种变化？这是现代新儒学之为现代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表征，如果丧失了这个表征，可以说是处在纯粹时间概念的“现代”的儒学言说，但不等于是现代新儒学，因为你可能没有对现代转变的处境做出回应。

这其实有三种知识立场，第一，是反现代的新儒学，可不可以？可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一定要是为现代辩护的新儒学，我主张学术研究的无禁区。

第二种立场是反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新儒学”，就是你那种现代新儒学不够现代，我这个才更现代。比如大家批评的蒋庆，蒋庆的政治儒学设计显然是现代性的，他那套言说在公羊学传统里是找不到的，而且他要应对中国国家政体建构的结构性转变，所以他的这种设计会有现代——西方的现代和西方的传统两种政体因素。

我对蒋庆儒家三院制的归纳很简单，国体院和庶民院接近于上议院和下议院，或者参议院和众议院，这种设计没有什么新颖性，特殊之处在于增加了通儒院，加在一起就是三院制。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想法，因为通儒院说到底就是要在政治运作的实际权力之上提供直接正当性的政治控制机制，就是“只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