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进出史语所始末

岑仲勉（1885-1961），早年毕业于税务学校，后在财税、邮政部门任职，52岁时始正式调入学术机构。著名历史学家。（岑世丹提供/图）

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将岑仲勉之入史语所，归功于陈垣的推荐。但我们从相关信函中可以看出，岑仲勉之为学界所知，得益于陈垣的延誉，但聘岑入史语所，是傅斯年长期努力的结果。岑在古文、古史、古音研究方面，并未采纳傅斯年的意见，终因学术理念不同离开史语所。

2016年是岑仲勉（1886-1961）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前不久，广州中山大学举办国际学术研讨论，纪念这位为中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学人。岑仲勉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以前，特别是从1933年到1937年，主要是通过《圣心》上发表的文字，与陈垣建立了学术联系，并由陈垣的延誉，渐为学界所知。第二阶段，是1937－1948年在史语所工作的十年。这是他治学最勤奋、整理研究历史文献最有成就的黄金十年。真正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成果，都是在这期间取得的，而且都是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元和姓纂四校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以及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的主要论著。这都是傅斯年所着意表彰岑氏的“史籍碑版”之学。第三阶段，是1950年至去世，是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最后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出版了此前就已一直在从事的《突厥集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也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继续。同时，开始接受新理论，编撰《隋唐史》教科书。这部教科书的贡献，是对许多具体史事的考订，而不在于跟陈寅恪的商榷。

岑仲勉有关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的成果，为中古史，特别是为唐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学界即已给予了高度评价。1945-1946年，顾颉刚先生与方诗铭、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断代史研究的成绩中谈及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即说“以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创获亦多，陈先生而外，当推岑氏。著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足与劳格、徐松的书并驾”。1939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岑仲勉函（《傅斯年遗札》，史语所，2011年。以下傅致函均出此书）：

全唐诗文札记三册，弟读毕叹服之至。如是读书，方可谓善读书，方不负所读书，此应为一组助理诸君子用作矜式者也。窃以为史学工夫，端在校勘史料，先生目下所校，虽限于全唐诗文，然而此等工夫之意义，虽司马涑水之撰《通鉴考异》，钱竹汀之订廿二史异同，何以异焉。况其精辟细密，触类旁通，后来治唐史者得助多矣。流徙中有此，诚不易事，谨当编入《集刊》，是亦弟之光宠也。……日后《姓纂》校成，必为一时之伟著，无疑也。

顾颉刚将他的工作，与清代著名学者劳格、徐松并列；傅斯年则将他与司马光、钱大昕并举；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此外，岑先生一直醉心于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最初在《圣心》发表、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文字，正是中西交通史的作品。这始终是岑先生的研究课题之一，作品大多收入《中外史地考证》。这些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前引顾颉刚等《当代中国史学》，谈到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将岑与向达并列，称“以向达、岑仲勉二先生的贡献为最大”；所举岑先生文，多是发表于《圣心》上的文字。岑氏另外还有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古史研究。代表作，大概就是后来收在《两周文史论丛》（商务，1958）中的文字，主要集中发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这是傅斯年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