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虫草， 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 专访作家阿来
信仰本是精神的、情感的，是内在的。现在却以物质的方式暴发式地呈现。
责任编辑：朱晓佳 刘悠翔 实习生 李舒凝
阿来觉得当代文学只关注人和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使得“文学反映生活或者现实，还有相当大的局限，不够宽广”。
消费社会导致乡村的朴素伦理出现问题。然后得利的是城里人。每个城里人，还都觉得他比乡村的人更文明。
信仰本是精神的、情感的，是内在的。现在却以物质的方式暴发式地呈现。
我的文学观念，首先就是语言。如果画家连颜色都调不准，却说画了伟大的思想，我到哪去找这个思想？
——阿来
2014年，阿来的非虚构作品《瞻对》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以零票落选，阿来写了封公开信抗议。
“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进行我独自的寻访。”抗议不了了之，阿来写作没有停。《瞻对》之后，他想换副笔墨，写点轻巧的东西，于是有了自然题材的《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他没想到，一篇比一篇沉重。都市的消费欲望，让青藏高原上的三种植物——虫草、松茸和岷江柏疯狂了，这导致乡村的朴素伦理发生问题，而“每个城市人都觉得他是比乡村的人更文明”。
2016年12月7日，阿来自然三部曲中的《蘑菇圈》获得郁达夫小说奖。他到浙江富阳领奖，谈起两年前《瞻对》的话题，语调平和，却如鲠在喉。“有些人还在奔向某个企业家、政治人物，去树碑立传、去拍马屁，走到半途偶像轰然倒塌。”阿来说。
阿来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几乎每一部都碰触到禁忌。写土司争战及其覆灭的《尘埃落定》1994年完稿，找了不下二十家出版社，却遍投无门，四年后才出版。被拒绝的理由，一是对创新的东西没有把握，二是民族、宗教禁忌，三是担心没市场。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销售数百万册。
“我觉得文学或任何一门知识，只要认真对待，就会把你引往触碰禁忌的方向。我们的认知界限、道德界限，是在触碰各种界限的基础上往外扩张的。”阿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我们永远在一个特别安全的范围内，也不可能有进步。”
本来想写些轻松的，结果越写越沉重
南方周末：为什么写《蘑菇圈》这本小说？《三只虫草》和这本书有点类似。
阿来：写作人通过写作进行自我调整。我十年以上没有写中篇小说了。第一篇写的是《三只虫草》，从一个消费社会热衷消费的事物入手，写乡村，写边疆。写消费社会重塑的城乡关系，或者说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写完，发现沿着这个思路还可以写，又写了松茸。再写，就写一种珍贵的木材，一个濒危的树种：岷江柏。
当时的想法就是写得轻松一点，单纯一点。不曾想，还是越写越复杂，越来越沉重。轻巧的初衷，只在第一篇《三只虫草》中保持住了。《瞻对》写成非虚构是个意外，本来听了个传说想写成小说，一调查，却碰见了一个用不着虚构的故事，拿到所有材料后，觉得为什么要去虚构它？
南方周末：《瞻对》读起来不亚于小说。
阿来：因为这些历史事实放在那。那样的现实——历史也是现实，只不过是过去的现实，虚构起来反倒没必要。那种沉重与荒诞甚至可以使写作者抑郁。
所以要自我治疗，返身来写《三只虫草》。这三本书也关涉到这些年我的一点思考。觉得中国文学，尤其中国的叙事文学——不算诗歌和散文，从古典文学开始，就总是讲人和人的关系，而且很难讲到光明处。
人性的黑暗、卑劣、权谋、功利，从《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这样，到当代文学我们这批作家，基本还是这样。一是因为传统，二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时，接受的还是人性恶，说社会或现实如何荒诞。当然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这种东西，但是西方文学中还有更积极一点的东西，却对我们的当代文学影响很少。
西方文学除了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有相当多的作家会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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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Golra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