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共同性”的建构与瓦解

（向春/图）

西方文明在当前的疲态，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悲观的前景。20世纪时那些看起来美好、非常符合人性要求的政治思想，该不该对此负些责任呢？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美]特伦斯·鲍尔、[英]理查德·贝拉米 主编，任军锋、徐卫翔译

商务印书馆，2016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在巴黎签署，作为英国财经官员参加谈判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却对此深感震惊、充满沮丧，他认为协约国强加于德国的苛刻赔偿条件，并不能解决横亘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主要问题，相反会导致新的不幸。自巴黎返回英国后，凯恩斯用了仅仅两个月时间，愤而写了一本《和约的经济后果》，对《凡尔赛和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补救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等。书中指出，在一个日新月异、充满不确定性且时刻面临货币动荡以及人口过剩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经济以及政治观念和预设已经过时。

后人阅读《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多会为它铿锵有力的文风、妙语连珠的慧见、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击节赞叹，然而，除了书中的尖刻嘲讽所透露出的道义愤慨之外，人们更需要意识到的是，这本百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巨著把人们对经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或者应该说，它与凯恩斯后来的一系列传世之作，尤其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起，开辟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而它所带来的改变，又不仅仅在知识领域，而且是对现实世界的推动。

“凯恩斯主义”强调以规范经济供给为核心从而确保充分就业。1940至1960年代，饱受两次世界大战折磨的欧美各国，纷纷以此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那些困扰了欧洲和美国多年并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经济难题，竟然真的烟消云散了。尽管战后西方世界长时间的繁荣与和平，并不一定完全拜“凯恩斯主义”之功，但相比战前，政府频繁干预经济，却成为20世纪中下叶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