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药需要特殊的审评和市场准入政策” 十二院士痛陈药品创新困境

上海“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工作人员在运作一套新药筛选系统。院士和企业界批评，中国的新药审批制度仍有很大改善空间。（视觉中国/图）

“改善政策环境远远比投入多少钱，建多少平台来得重要。”

“现在是二流的专家审批一流专家的项目。”

“我们错误地认为医药不需要赚钱、不可以赚钱。但如果新药不能盈利，谁还去做？”

这可能是中国创新药领域内最高规格的一次会议，这也是中国的生物医药界第一次如此集中地反思中国创新药审评制度。

它罕见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创新药领域学者、企业家和官员。12位院士、几乎所有国内知名创新药企业的负责人、涉及的各主管部门官员，悉数到场。

半个月前，药物创新及产业化院士论坛在杭州举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田红旗，中国工程院杨宝峰、孙燕、王广基、陈建峰、李兰娟等知名医药界院士全部出席。

当天，这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最高87岁的院士和企业代表热议当下中国创新药环境面临的问题、矛盾和解决办法，并希望以这种特别发声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对“创新价值”的真正重视。

“近几年批了24个新药。这是新药创新的大好时期，人力财力物力基本上具备，但我们有一些政策瓶颈的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说。

科学家到产业界，不再隐身幕后，他们开始主动发声。“如果科研没有产品落地，你做的研究也没有特别大意义。”桑国卫直言。

论坛上透露，院士们的观点将会形成一份《关于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药物发展的建议》，并在修改完善后，送至国务院有关部门。

“希望建议书能切中要害！”桑国卫最后提醒道。

临床试验数据存疑

“创新药还存在很多瓶颈限制。”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开门见山，他是牵头组织院士们撰写这份建议书的人。

在宋瑞霖看来，这份建议书想解决三大最主要问题：一是如何用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药和高品质的仿制药，完成临床中对原研药的替代；二是希望能改善政策环境、突破瓶颈限制；三是降低用药成本，减少医保和老百姓的实际支出。

“院士在我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建议可能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贝达药业总裁王印祥说，医药产业涉及多个部委，所以企业和协会都希望找到各种各样的渠道提意见。

信达生物公司的总裁俞德超看法类似，他举例说，2015年我国颁布的生物类似药的法规，就是院士联合业界给总理上书推动的结果。

“恰逢其时，我们发改委正在出一份文件，关于优化创新环境的改革建议，就包括了生物医药产业。现在这个建议，如果能一起呈到国务院，被采纳和实施的话会非常好。”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黄汉权也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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