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致陶亢德函及其他

左图为2013年11月北京“嘉德”拍卖的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手迹，右图为1979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书信》中的同一封信，但多了称谓，少了“著安”后面的句号。这个句号成了一个谜。（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读陶洁先生的《鲁迅与我父亲陶亢德》（见2016年9月29日南方周末），使我想起了当年参加鲁迅书信注释工作的一些往事，以及与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相关的若干史实。

1976年10月，我进入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工作。注释组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注释鲁迅后期的《且介亭杂文》，另一项是注释鲁迅1934-1936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我参加的是后一项工作。当时还在延续流行的“三结合”做法，有两位来自工厂的“工人理论队伍”代表也参与注释工作。1978年4月，注释组安排的访问巴金的任务就是工人代表黄成周先生和我一起去完成的。另一组由林月桂老师与一位康姓女工人代表组成，她们在1977年10月访问了陶亢德。这就是陶洁先生文中所述“两位上海师范学院女教师”到她家访问一事。访问记录整理稿刊载于注释组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这部资料集有1977年10月油印本和1978年铅印本两种，“供鲁迅著作注释和研究”的“内部参考”，但内容并不一致。访问陶亢德的这份记录篇幅很短，油印本中关于鲁迅书信已经只字未提，铅印本还删去了油印本最后一段关于邹韬奋的回忆，因为这与注释鲁迅著作并无直接关联。

陶亢德1983年去世，前一年我单独访问了他。那时注释鲁迅书信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1981年版《鲁迅全集》也已出版。我向陶亢德请教的是他与郁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