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征途】安特卫普：五环旗第一次升起

阿尔弗莱德·奥斯特作的版画《足球队员》在安特卫普奥运会的艺术比赛上获得铜牌。早期奥运会曾把艺术列为一类比赛项目（分为建筑、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五项），顾拜旦本人就以诗歌《体育颂》获得1912年斯德哥尔摩艺术比赛金牌。 比利时Sportimonium体育博物馆/供图

鲁汶大学教授罗兰·仁森

格蕾丝·凯利

安特卫普奥运会上，美国运动员约翰·凯利（前坐者）先在单人双桨划艇比赛中击败英国对手，又与他的外甥在双人双桨比赛中合力夺得金牌。人们预想不到，若干年后，这个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女儿会成为红极一时的好莱坞明星，出嫁后又成为摩纳哥王妃──她的名字叫格蕾丝·凯利。

安特卫普奥运会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湮没在历史中。位于佛兰德斯区的霍夫斯塔德人工湖畔的比利时体育遗产博物馆不仅收藏了有关1920奥运的各种史料，也是一座有着独特社会学、人类学视野的民俗博物馆。图为安特卫普体育遗产博物馆内的幽默：厕所小便池台阶设计成了颁奖台的模样。 本报记者赋格/图
除本报记者赋格摄外，其余为比利时Sportimonium体育博物馆和罗兰·仁森教授提供

会旗失窃，奥运失忆

安特卫普旅游局提供的各种宣传材料上只字未提这个城市举办过1920年夏季奥运会。安特卫普是否忘记了自己曾经举办奥运会的历史？


自2007年6月到今年3月的9个多月里，比利时成了现代史上罕见的“无政府”国家。去年6月大选结束后，比利时未能组成新一届中央政府，佛拉芒语（荷语）区和法语区各党派旷日持久地在谈判桌和媒体上争吵，国家几乎陷于分裂——直到今年 3月 20日，佛拉芒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伊夫·莱特姆宣誓就任比利时首相为止。在“无政府”时期，比国第二大城、实际上的佛拉芒语区首府安特卫普和首都一样也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集会、游行，而今危机结束，似乎一切都复归平静。广场上游人稀疏，鲁本斯铜像保持着几百年不变的站姿，电车不急不慢穿城而过，一群少年在暖阳下踢球。

踢球的少年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身后的足球场名叫“比尔肖特”。当记者问起，这个比尔肖特足球场是否举办过奥运会时，孩子们一脸茫然。

寻找比尔肖特足球场颇费了一番周折。球场位于南郊，超出了市区地图的范围，周围是一大片其貌不扬的低收入者住宅区，多见土耳其和北非移民。安特卫普旅游局提供的各种印刷精美的宣传材料上没有只字提到这个城市举办过1920年夏季奥运会，更没有任何奥运遗址被推荐为旅游景点——安特卫普是否忘记了自己曾经举办奥运会的历史？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问题，安特卫普旅游局负责联络媒体的薇拉·费斯荷兰女士有些为难。美国作家大卫·雅夫在一篇游记中把她比喻为引领他作城市探险的“维吉尔”，从安特卫普市的历史、建筑到时兴的饮食、时装文化乃至十六七世纪大画家鲁本斯如何在作画之余为英国和西班牙充当“双重间谍”、以安特卫普为活动基地窃取外交情报的陈年“八卦”，她都能侃得头头是道，但是，“奥运……”薇拉和她的同事们经过一番打听，几个小时后给了记者一个答案：比尔肖特足球场。“据说它就是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主场”，但是紧接着她便警告：“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的确，对比资料照片，眼前的运动场已然面目全非。照片上高耸的凯旋门不见了，塑胶跑道取代了1920年的煤渣跑道，看台也完全变了样。这座能容纳3万观众的体育场，在奥运史上第一次采用了周长为400米的跑道。此后，除1924年巴黎奥运会使用过一次500米的跑道外，自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起至今一直使用400米的标准跑道。改建后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现在是安特卫普皇家热米纳尔·比尔肖特足球俱乐部主场。足球场东面的街道名称是“运动员路”，南边的大街叫“第七届奥运会大道”，西边有“马球路”和“高尔夫球路”。至少，这些街名还算保留着安特卫普奥运会的记忆。

足球俱乐部的办公楼位于运动场一隅，二楼走廊上曾有一个小型的1920年奥运展览，现在大部分展品已被撤走，仅剩下一些零散的老照片、招贴画；在一个镜框中，镶着一面显然上了年岁的奥运五环旗。

“这是最早的奥委会会旗。”供职于足球俱乐部的汤姆·吉塞尔斯肯定地告诉记者。

五个颜色各异、环环相扣的圆圈，这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在1913年亲手设计的奥林匹克旗帜图案。1914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通过决定，采用它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标识。五环旗预定于191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六届奥运会上首次亮相，但是一战旋即爆发，柏林奥运会被取消，直到战后的1920年8月，五环旗才第一次在安特卫普的比尔肖特运动场。

当年在安特卫普升起的五环旗不止运动场上的那一面。现藏于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那幅“最早的”奥林匹克会旗，曾经从安特卫普神秘消失，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只手提箱里藏匿了将近八十年，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才重新得到它。

偷旗的人是安特卫普奥运会跳台跳水铜牌获得者、美国运动员哈利·普里斯特。奥运会结束那天晚上，在一位美国游泳队的同伴的鼓动下，好逞能的普里斯特爬上4.5米高的旗杆，扯下五环旗，把它带到了美国。普里斯特并没有把这个恶作剧式的偷窃经历放在心上，因为“这面旗既不值钱，也不好意思挂出来”，就让它在箱子里放着，一放就是77年。1997年，在一次美国奥委会的宴会上，百岁老人普里斯特听说国际奥委会一直在寻找这面旗帜，便主动“投案自首”。

2000年9月，103岁的普里斯特专程从美国飞到澳大利亚，亲自把这面失窃了八十年的五环旗交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手中。

体育史学者、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罗兰·仁森后来考证，一份安特卫普1920年的警方报告确实记载了这一案件：“遗失：奥运旗帜一面。地点：美国国家队驻营地”。

小小的勇敢的比利时

1919年4月，国际奥委会宣布，被战争中断的奥运，一年后在安特卫普恢复举办。这可以说是现代奥运史上第一次因国际政治因素而促成的申奥结果。

仁森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的另一件趣事是，安特卫普奥运会上，一名瑞典体操女运动员在比赛中因为用了德国音乐作伴奏，被裁判叫停。

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一些安特卫普市民在市中心集会，反对“刚刚滚出比利时的侵略者卷土重来”──意思是，反对德国人参加奥运会。

1920年，尽管现代奥运只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它的政治色彩已经非常浓厚。

安特卫普“申奥”的动向始于1912年3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比利时奥委会主席提出，比国有意申办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

至于具体的承办城市，比利时奥委会起初考虑的是位于法语区的首都布鲁塞尔，但后来更倾向于佛拉芒语区港口城市安特卫普。同年夏季举办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安特卫普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被确认为1920奥运申办城市。

“奥组委”迅速在安特卫普成立，开始筹款和宣传，并在1913年8月以安特卫普市的名义同时致信比利时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申办1920年奥运会。如此，安特卫普抢在了布鲁塞尔前面，有效地阻止了布鲁塞尔“申奥”的企图。

在比利时国内，布鲁塞尔、安特卫普这两大城市经常互为竞争对手，具体到体育运动上，向往自治的佛拉芒语区民族主义者认为，比利时体育界被法语区的精英阶级操纵着，法国人顾拜旦创办的现代奥运会实际上是那些说法语的有钱人的消遣，是“布尔乔亚的运动会”，跟蓝领大众及说佛拉芒语的比利时人无关。有的左派体育活动家甚至呼吁抵制奥运，另立“工人奥运会”。

在国际上，布达佩斯和罗马也随即加入了1920奥运举办权的竞争。

花落谁家尚未揭晓，战争已经逼近欧洲。

顾拜旦在《奥林匹克回忆录》里述及，四个申办城市中本来布达佩斯最为看好，但是战争的形势改变了一切。一战爆发后，中立国荷兰和“敌对国”（相对于顾拜旦的协约国立场而言）奥匈帝国很快被国际奥委会排除了举办1920奥运的资格，于是阿姆斯特丹和布达佩斯出局；法国里昂则趁机“火线申奥”，随后美国的亚特兰大、克利夫兰、费城和古巴的哈瓦那也提出申办1920奥运。

1915年5月，当比利时奥委会主席拉图尔伯爵得知战争中受重创的安特卫普很可能得不到1920奥运主办权时，情绪激动地致函国际奥委会：“……满目疮痍的安特卫普，乃吾国吾民光荣的象征；马拉松比赛沿途的一座座坟茔，会使人们铭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这封信从情感上打动了国际奥委会，最终促成了安特卫普的中选。

1918年11月，欧洲刚一停战，顾拜旦就与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和比利时政府接洽，希望安特卫普承办1920奥运。次年4月，国际奥委会在洛桑会议上宣布，被战争中断的奥运，一年后在安特卫普恢复举办。

国际奥委会的这个决定，是出于褒扬“小小的比利时在侵略者面前的勇敢精神”。这可以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第一次因国际政治因素而促成的申奥结果。

战败国德国除了被取消主办1916年第六届奥运会资格，还被剥夺了参加1920、1924连续两届奥运会的资格。由于柏林奥运的取消，安特卫普奥运名义上是第七届，但距离上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已有8年之久，实际上只是第六次现代夏季奥运会。

其他轴心国成员──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也都被安特卫普奥运会拒之门外。

现代奥运崇尚“重在参与”的体育理想，强调和平与平等，然而在这一刻它却变成了一种划分敌我阵营的政治工具，这并非顾拜旦的初衷。仁森教授说，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明确禁止轴心国参加安特卫普奥运，为避免冲突，顾拜旦采用的是圆滑的外交手段：只要不给轴心国发邀请，它们便无法参加。

没有收到邀请的还有列宁的苏维埃。国际奥委会以此确保德国和其他“敌人”不在安特卫普出现。

不能出现的，还包括德国音乐。

从战壕到跑道
走进比尔肖特运动场，迎面看见的雕像不是《掷铁饼者》，是一位投掷手榴弹的比利时战士。

安特卫普奥运会的开幕式并非在比尔肖特运动场开始，而是先在市中心的圣母大教堂举行祈祷和平的弥撒。1920年8月14日，圣母大教堂内，参加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体育官员及协约国、中立国的军代表们济济一堂，比利时大主教梅尔西耶主持祷告，悼念在战争中丧生的运动员，并表达他的体育观：“体育……绝不是尼采哲学所宣扬的那种暴力和野蛮”，不点名地谴责德国。

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走进比尔肖特运动场，迎面看见的雕像不是《掷铁饼者》，是一位投掷手榴弹的比利时战士。

这届奥运会被称为“从战壕到跑道”的运动会，不少参加者曾经参与了一年多前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而有些本该在这届奥运会上现身的运动员，却过早地在战场上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出于安抚战争创伤的心理需求，这届奥运会的仪式感格外强烈。

除了教堂弥撒和首次在会场上升起奥运五环旗，安特卫普奥运会上还首次举行了放飞和平鸽和运动员宣誓的仪式。两万只信鸽自运动场腾空飞起，每只鸽子爪上都系了一条彩带，彩带的颜色都是参加奥运会的29个国家的国旗颜色。鸽子升空后，一组比利时皇家空军歼击机排成队列，低空飞过比尔肖特运动场上空。为了悼念在一战中阵亡的协约国将士，在运动场上第一次点燃了象征胜利和光明的火焰，成为后来奥运火炬点燃的雏形。与后来的奥林匹克圣火不同的是，火种不是取自希腊奥林匹亚，也未进行火炬传递。

著名的比利时运动员维克多·博恩代表运动员宣读奥林匹克誓言：“我以全体运动员的名义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和本队的荣誉，我们将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尊重并遵守指导运动会的各项规则。”

古代奥运会上，来自希腊各个城邦的运动员要在开幕式上逐个宣誓，保证决不采取不正当手段取胜。安特卫普奥运会之前的五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都没有运动员宣誓仪式。由于曾经出现某些运动员为了奖牌不惜作弊的现象──例如首届雅典奥运会上一名运动员乘马拉板车“跑”马拉松的丑闻，顾拜旦1913年倡议，今后在奥运会开幕式上都要举行运动员宣誓仪式，往往由东道国著名运动员作为代表，宣誓以公平方式参加奥运比赛。

对于博恩所代表的2626名运动员来说，抵达安特卫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或是欧洲战场的幸存者，或是远涉重洋历经苦辛，到了安特卫普之后却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着落。

参加安特卫普奥运的15位日本运动员，如果不是得到了三菱重工和另一家日本企业的赞助，没有一个回得了家。

运送美国运动员到安特卫普的军舰“玛托卡公主号”在一战期间就曾频繁往返大西洋两岸，运送美国大兵──返程时运输的经常是士兵遗体和残骸。因此船上经年累月弥散着一股防腐剂和消毒水的气味，舱中通风不良，老鼠横行，令运动员怨声载道，两个星期的越洋旅途中几乎上演一出“叛舰喋血记”。

第七届奥运会时还没有“奥运村”这种专门的运动员驻营，又正逢战后重建家园的尴尬时期，安特卫普遭遇着住房短缺的危机。奥组委起先安排各国运动员住进一战时的英国兵营，但很快发现难以管理，于是搬到公立学校的学生宿舍，却又发现那里设施简陋，奥组委不得不拨款添置家具。由于战后市面物资紧缺，往往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些国家的运动队只能因陋就简住下，另一些条件较好的国家──法国、英国、美国和北欧各国，则自行解决住宿。驻泊安特卫普港口的一艘荷兰军舰变成了荷兰运动员的临时集体宿舍。

安特卫普为准备奥运会建造运动场馆的时间十分吃紧，要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四年的工作。一些体育史家认为安特卫普奥运会田径比赛结果总体欠佳（个人径赛项目无一项破上届纪录）与仓促建成的跑道质量不高有关，比赛期间接连下雨，“一下起雨来就坑坑洼洼的”。

水上运动场遭受了最多的抱怨。美国运动员说他们从未见过这种游泳池──“简直是一条灌满冷水的大壕沟”。不光是美国人，澳大利亚运动员也受不了池子的水温，不得不在比赛间歇穿上厚厚的衣服保暖，或互相按摩身体取暖。几名水球队员在水里呆的时间长了，竟然冻得不省人事，需要急救。一个澳大利亚运动员在日记里夸张地写道：“美国队里夏威夷来的运动员因为挨不了冻，整个比赛期间几乎都赖在床上，以免冻出肺炎来。”

顾拜旦在日记里写道，他在开幕式上注意到这届奥运会的运动员气色普遍不如前几届，面孔也显得老气，他明白这都是因为战争。一战夺去了大批正当年华的欧美青年的生命，另一些运动员则因为战后的艰难处境来不了安特卫普，或不能正常发挥；战争也消耗了曾经优秀的运动员的生命，柏林奥运会的取消让他们失去了四年一次的机会。他有些担忧，运动员素质下降、天气恶劣和场地条件简陋，会使这届奥运会成绩欠佳。

但比赛结果并不像他预想的那么糟。美国和芬兰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最为出色，是备受瞩目的两支队伍。

体育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芬兰中长跑运动员帕沃·努尔米是在安特卫普开始为世人瞩目的。他为刚刚从沙俄统治独立出来的芬兰赢得了一万米和八千米越野赛金牌。在安特卫普之后的十年里，努尔米共创造了从1500米到20公里的各种中长跑项目的24项世界纪录。

100米短跑金牌获得者美国运动员查尔斯·帕多克因临近终点线两米时做出的猛然一跳的动作成了安特卫普的明星，后来很多年里这个冲线动作成了短跑运动员的一种时髦，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跳跃的动作其实反而减慢了冲刺速度。

一切都很美好只是观众太少

一战前的“美好年代”──对享受安逸的精英阶级而言──已经被战争打得粉碎，而另一个全新的体育民主化的时期还未到来。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比利时《体育报》记者记下了国王说的一句话：“一切都很美好……只是观众太少了。”

不仅开幕式观众少，当时照片显示，不少项目的比赛，看台上都显得人影稀落。

仁森教授分析，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门票太贵，奥运会像左派人士诟病的那样成了有钱人的消遣；二是某些比赛项目本来就是有闲阶级的“业余”嗜好，普通大众兴趣不大。

田径、击剑、马术等项目在1920年的比利时属于脱离群众的体育运动，而体操、自行车、马拉松、足球正相反，较有观众缘。

安特卫普奥运恰处在现代体育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上。一战前的“美好年代”──对享受安逸的精英阶级而言──已经被战争打得粉碎，而另一个全新的体育民主化的时期还未到来。安特卫普奥运的组织者依然抱着旧时代的等级观念办奥运，致使这届奥运的民众参与度不高。奥运闭幕后，比利时报章的评价是：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奥运会，从观众参与的角度来看则是失败的。

不同的人眼中看见的安特卫普奥运完全不同。顾拜旦对这届奥运很满意，“所有方面都出乎意料地成功”；德国体育界可想而知地以酸葡萄哲学的口吻评说，“一切都糟透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失败”；法国方面的评价也非常低，典型的说法是“彻底失败……空荡荡的观众席就是明证”，并质疑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把主办权授予这样一个对奥运缺乏热情的城市。

安特卫普对奥运历史的失忆，多少也因为那届奥运没有给城市和市民带来什么利益──奥运会留给安特卫普的是62.6万比利时法郎的财政赤字。“从经济效益来看，是一场灾难。但是历史地来看，1920奥运并不完全是一次失败的奥运会。毕竟，奥运五环旗是在这里第一次升起。”仁森教授说，“安特卫普见证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从废墟中再生的历史时刻，四年一次的赛事正是在这个城市回归它的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