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赵武平：招魂何处

■细读迷思

茅盾老年居京，前后有过两个住处，但直到传闻其骨灰迁出八宝山，才意识到年初往交道口去看的故居，只是他最后几年的起居地。他曾对人说，“这是四合院，地址为‘大跃进路七条胡同十三号’，老地名为‘后圆恩寺’，房子大小二十多间，也还够用。这是因为饭厅、会客室、车库（放我的专用小轿车）、下人房、厨房等等，占用了大小十多间”。去的那个冬日适逢周末，稀罕的太阳好得出奇；时将过午却仍未见到旁的游客，门前冷落不亲见确实无以预想。当天偶然而至的观者，仿佛惟有台北友人和我两个。从大修在即的破败院落转出来，再从逼仄的门房兼售票间路过，我在依北墙而立但触目尽是灰尘的书架上，随手拣出一本几近泛黄的茅盾书信集，里面好几通书札，都谈及这座胡同深处的两进庭院。那里距他原先在东四头条的小洋楼不远。

九年前在北大小南门，买过茅盾香港版自传，知道他忆旧谈往笔墨，止于1949年。他后来政坛内外故事，流传于世所借途径，一是他与旧雨新知往来信笺，再就是其公子韦韬夫妇的回忆录。茅盾任文化部长十五年，1965年淡出政局“外不言政”，晚岁寂寞。他从政心态复杂，有过自顾不暇之叹，因为每周五分之二时间用在“三会”（会议、酒会和晚会）上，无法做到当官和创作两不误。他曾致信周恩来诉苦，说：“总理号召加强艺术实践，文艺界同志积极响应，我则既不做研究工作，也不写作，而我在作家协会又居于负责者的地位，既不能以身作则，而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但“文革”前突然“靠边站”后，加上目睹妻子的病情急剧恶化，他“心情便日益抑郁、消沉”。

1969年妻子辞世，茅盾精神受重创，差点一病不起。他还有信说，“德氵止去世后，有一个时期精神消沉，自念恐亦不久于人世。”他病愈后仿佛看破一切，不再相信还有机会重圆创作梦，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日显达观。他还开玩笑说：人一生要走多少路是阎王预定好的，当你把路走完了，阎王就招你去了。他妻子早年曾加入共产党，但并没有进八宝山的资格，火化后只能送入普通百姓骨灰存放处。茅盾搬家后接回妻子骨灰，再也不愿与她分离。1981年，中共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茅盾是高级领导人，他的骨灰安放革命公墓，妻子的骨灰却依然不能同往，只好天各一方。

茅盾诞辰110周年，他们夫妇的骨灰终于团聚。韦韬谈到送父归里，说“也使我能够替父亲完成生前的三大心愿，一是落叶归根，二是夫妻相守，三是为母亲尽孝”。故乡乌镇给茅盾修造陵园，还把他母亲的坟墓也迁入园内。韦韬说：“父亲可以经常‘看看’他的母亲，尽尽孝道”。这也牵人想起，茅盾去官前一年谈到曹雪芹，顺便所说几句有意思的话：“且宋玉招魂本不是不知道死者坟墓何在，而是不知魂飘荡何方，所以对魂说东、南、西、北、上天、幽都，一切都不利于您，还是回故居来罢。”

昆德拉有次听见女权主义者议论，说有名的女性也应该有权利葬入先贤祠。这令他感到困惑：名女人入葬先贤祠当然有象征意义，可是她们的丈夫必然会因资格问题无法随行。他又推测：男人或许愿进先贤祠，但肯定没人在他们死后，“征求他们的意见，甚至违背他们的最终遗愿，就决定把他们改变成民族的象征，把他们与妻子相分离。……人们对待一个死者像对待一堆垃圾或者一个象征物，对于他那已消失的个性而言，这是同样的不尊重。”生者意愿是否能为故人所领受，可惜谁也不能起他们于地下而相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