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民生启示录：高烧的数字 徘徊的规则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志勇 整理）
●11月，CPI6.9%创11年来新高。
●从1月至12月，央行10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达14.5%，创二十余年新高。
●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超5.1万亿，同比增长31%左右。
●5月9日，4000点，8月23日，5000点，10月15日，沪指站上6000点。
●1月起，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以5%以上涨幅攀升，至11月，涨幅达两年内最高：10.5%。
2007，流动性泛滥的一年，也是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轮番上调的一年。
这一年，CPI的上涨已经让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大受影响，而股市与楼市在政府的“调控”声中依然在波澜壮阔地狂奔。这一年，声势浩大的灰色收入分配过程仍在暗涌；财政收支同幅大额增加的同时，公共财政的构建却还有待努力。这一年，企业内的劳资关系艰难地寻找着均衡，而央企利润近万亿背景下的“企业间”行政性垄断也破解乏力。
回首2007，穿越“民生”表象，最大的挑战依然是市场经济制度的远未完善。
CPI、股价与楼价
改变目前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要改善收入分配，而且要从制度改善的层面着手。
南方周末：自2007年6月份的CPI加速至4.4%创下33个月新高以来，8月CPI上涨6.5%创十年新高，9月CPI指数是6.2%，10月CPI同比涨 6.5%，11月 CPI上 涨6.9%。由于消费刚性的原因，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如何分析这一年CPI的上涨？
王小鲁：从CPI结构来看，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比较多，尤其是猪肉的上涨幅度最高，根据10月份的农村集贸市场猪肉价，比2006年同期上涨了60%多。这确实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影响很大。蓝耳病导致的供应减少是猪肉涨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短期因素。粮价上涨了10%左右，并非肉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其它的肉类、蛋、禽类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的影响，有一个替代效应。
肉类价格上涨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给农民提供了充分的信号，而且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养猪的措施。但新猪出栏要一段时间，到2008年下半年价格可能会逐渐平抑。还要注意，如果供给增加过猛，可能导致价格降幅过大，对农民是不利的。
但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工资水平和原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对推动整个物价的上涨会有一定的影响。工资上涨已经有两三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消化掉了成本上升，以及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过去并没有导致物价上涨。2007年工资上涨幅度较大，由于强制社会保障的逐步实施，对人工成本的推动幅度较大，这些因素有可能超过生产率提高所能够消化的限度。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会有物价上涨压力，可能表现为温和通胀，需要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
盛洪：2007年可能是一个成本推动的较长期通货膨胀过程的开始。城市化正在进行，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农产品的要素价格、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再加上国际收支顺差增长过快，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多，会加剧要素价格上涨。
人民币升值会减少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因为升值会在边际上起作用。目前外汇储备还在快速增长，这种状况需要改变。除了充分计入劳动力的安全、失业保险和环境等成本，人民币应该有更大的升值空间，升值的速度也应快一些。宏观货币政策不应该仅仅是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更重要的是国际收支平衡。除了提高汇率之外，还要建立外汇市场，让民营企业能够买外汇对外投资。资本项还是要逐步开放，这其实是为人民币走向国际货币铺平道路。同时也要考虑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防止短期热钱的过量流入。
南方周末：2007年，股价从沪市不到3000点起步一路上涨，中间经过调印花税的“5·30”大震荡后，一直冲到6000点高位，在年底才又掉头向下。房价在这一年里也经历了类似的曲线图。怎么看待这一年来股价、房价的上涨以及政府的调控？
盛洪：贸易顺差增长过快，货币供给增加过快，而产品市场因竞争激烈而无法由需求拉动价格，购买力就涌到了资产市场。在股市，决策层出台了包括印花税在内的一系列政策，防范泡沫，同时鼓励向海外投资，让资金分流，效果正在显现。
2007年房地产价格的长涨，其大背景是城市化。人越集中城市越有价值，导致土地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有合理的一面。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对这一上涨过程推波助澜，而股市不够稳定，人们在投资选择中更愿意选择房地产。
政府现在垄断土地的一级市场，2007年拍出了不少天价“地王”。目前还没有物业税，政府要一次性收回有关土地的收益，招拍挂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同时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又在给企业“零地价”招商引资。这些操作都会影响到房价。
南方周末：的确，2007年的消费有增长，但相对来说，储蓄率还是相当高。怎么分析我国经济在2007年的动力结构？
王小鲁：200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还不是消费和投资均衡拉动。消费在过去一直比较弱，2007年有所增强，是好现象。尽管人民币升值加速，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过多的投资在创造需求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供给，不断创造过剩的生产能力，而顺差过多造成的被动货币发行，已经带来了国内过多的流动性。
可持续的增长本身就要求一个更平衡的经济结构，更平衡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储蓄率太高，从1996年到2006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6%下降到36%。这种降低和收入分配差距增大关系密切，高收入居民的储蓄能力高于低收入居民，现在的国民收入向高收入居民倾斜得比较过分。正常的高收入是需要保护的，但通过非正当渠道取得的灰色收入需要通过改善制度来进行限制。改变目前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要改善收入分配，而且要从制度改善的层面着手。
盛洪：内需还是起来了，百姓对汽车、房子、教育、旅游的需求增长很快。还有很大一块内需不容易引起注意，这就是城市化造成的需求，城市化需要大量的配套投资，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虽然表现为投资需求，最终也还是为了消费的，只不过消费的形式比较特殊。
政府主导进行城市化的投资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民营资本不容易进入。
构建公共财政仍需努力
收税效率提高，就应该相应减税，但现在减税总是遇到阻力，减得很慢。财政支出却是收多少支多少，甚至借钱开支，缺乏约束。
王小鲁：200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很大，不过还没有感觉到企业和个人税负明显增加。2007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都很大，特别是用于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增加较多。
2007年居民收入提高幅度较大，估计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也较快。这是好现象，有利于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但看来居民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还都在上升，政府储蓄可能也是上升的趋势。因此情况不能过分乐观。储蓄率持续提高是过去十年的趋势，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
储蓄过高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和变动趋势，对经济结构都有一定的影响。过高的储蓄、相对过低的消费，引起内需不足和净出口过大。居民储蓄高，一是因为老百姓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过高，社会保障不健全，迫使居民储蓄；二是高收入居民的储蓄倾向本来就高，随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国民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就会导致更高的储蓄率。企业储蓄高，是因为国企的利润不用分红，当然会导致提高储蓄。此外民营企业主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之后，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就干脆把利润放在企业里，逃避税收，这需要改革税收制度，让其激励机制更合理。
盛洪：财政收入增长快，原因之一是收税效率在极大提高，在经济增长快的基础上，也有一些新增税种。收税效率提高，就应该相应减税，但现在减税总是遇到阻力，减得很慢。财政支出却是收多少支多少，甚至借钱开支，缺乏约束。198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财政赤字，这说明我国财政具有支出刚性。
南方周末：2006年，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免费；2007年，全部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同时，政府在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将逐步加大投入。如何分析2007年财政支出的这些变化？
盛洪：1998年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因为要拉动需求，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7年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理应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但如果不能用经济学逻辑充分说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合理性，人们就有可能怀疑这背后存在着财政支出刚性。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更是快于中央政府，似乎不存在对财政支出的外在约束。虽然预算法规定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要由同级人大批准和审核，但基本上没有起到约束作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具有法律权威的约束公共开支的宪政框架。
财政支出要避免民粹主义倾向。一般来说，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一些转移支付是应该的，但不能当圣诞老人，甚至走向高福利国家。值得警惕的是，在有些财富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好像是穷人，但实际上是富人获利，比如，有些本来是为穷人准备的经济适用房是被有钱人买走了。
当然不是说不需要照顾穷人，但要恰当和实惠。比如，由于农产品是竞争的且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免掉农业税的结果是把好处转移给了农产品消费者和农业生产资料供给者。但免费义务教育和向贫穷地区补助学杂费是值得肯定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性质，它为人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起点平等。
王小鲁：从1998年开始，政府扩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财政支出。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现在财政政策已由积极转为稳健，但实际上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还是滞后的。2007年以来，在社保、医疗教育、转移支付方面的财政支出扩大较快。这些增加的支出，可以说有不少是用于弥补过去的欠账，同时也是对消费需求不足的补偿。也有担心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增加得过快，怕导致过度的福利化，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水平很低，甚至比不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到现在为止，还谈不到过度福利化的问题。
城乡一部分最贫困的人口单靠经济发展和开发式扶贫难以脱贫，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公共服务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此外，教育不仅是消费，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农村义务教育免学杂费非常重要。在实行这项改革之前，农民最大的负担就是教育与医疗。尽管现在农村的孩子还有一些住宿费、伙食费、课外补习费之类的教育开支，但农民的负担终于减轻了。关键是怎样把这些钱花得有效率，要避免浪费，也要防止钱流向权力相关方手里，造成一种逆向再分配。
政府开支增加，意味着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政府的效率与行为规范就变得格外重要。现在的公共资金管理体系还远未完善，纳入财政管理体系的资金分配情况要好一些，而未纳入预算的地方政府收支管理更差。又如中央给部门的专项拨款，到了下面就由部门支配，脱离了财政预算监督，事后也没有审计，带来很多问题。
相应地，第一个措施就是健全制度，规范管理财政资金。第二，要让整个行政管理体系透明起来，并且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使之制度化。在公共财政制度完善的国家，一项公共开支项目雇佣了几个人，每个人工资多少，都要在网络上披露，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查询。这么高的透明度，产生问题的可能就小很多。仅仅靠审计、财经纪律检查，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不仅是财政体系，整个政府管理体制都面临进一步改革的需要。政府改革不是简单的机构变动，需要一套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加强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目前急迫要做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走向公正的经济秩序
完全不考虑劳动者权益保护，或者过度保护劳动者都会使得负面影响过大，需要权衡利弊，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南方周末：2007年以来，在劳资关系方面，我国采取了包括要求外资企业建立工会，提出逐步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颁布新的劳动合同法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怎么看待2007年为改变“强资本，弱劳动”的博弈格局而做出的这些努力？
王小鲁：中国已经形成了市场调节劳动力供求和工资水平的格局，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很理想的状态。问题在于，到2007年为止，我国还缺乏对劳动者权益的有力保护。劳动者没有强的工会，谈判能力弱，法律保护远远不到位，他们经常是利益受损的一方。出台新的劳动合同法，组建工会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些措施都是有必要的。从后果来看，有企业开始解雇人了，这也不奇怪，一切保护劳动者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增加劳动力的成本，负面影响就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就业岗位。完全不考虑劳动者权益保护，或者过度保护劳动者都会使得负面影响过大，需要利弊权衡，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政府要尽量少采取直接干涉劳动力市场的措施。规定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直接干预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带来的负面作用会比较多。政府要更多地通过法律机制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南方周末：2007年央企利润接近1万亿，这些利润中哪些是得自于经营改善和技术提高，哪些是来源于其垄断地位，难以分辨。年末财政部明确央企“分红”比例，但这并无助于市场准入的改善。在企业所得税已经实现两税合一之后，怎么认识我国当前的垄断行业的准入困境？如何建立起真正公平开放的市场秩序?
王小鲁：现在的垄断行业之所以成为垄断性的，有它的原因。有些领域和其他的竞争性部门有区别，不是简单地放开进入限制就行了。
例如对石油等资源性产业来说，资源收益的主要部分应当是公共的，应该有一套资源收益的管理制度。国家垄断资源，是否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未必。当然，私人垄断或国际资本垄断也不是好事。
现在是要解决国家垄断带来的效率不高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第一，要通过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资源收益的公共利益，第二，要更多地引进竞争，减少垄断。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银行、保险等行业。
2007年，银行业的分布格局还存在不少问题，大银行过于集中，中小银行发育不足，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监管机构过分强调了管制、规避金融风险，但忽视了行业的开放和发育，特别是中小银行、国内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还远远不够。
盛洪：央企一万亿利润本来都应该缴入国库。财政部说要分三个层级上缴红利，最高为10%。这个规定似乎是说，国企原来有将利润百分之百地留在企业的权利。我没看到中国哪条法律这样规定。按照我国的公司法，企业向股东交利润是一个绝对义务。如果需要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则要作出特殊说明，并得到股东的同意。现在的事情整个颠倒了。但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一旦要这些企业上缴更多比例的利润，那么他们就可能用各种方法压低利润，比如增加成本、无节制地投资、提高福利等。因此应该有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和管理经营评价，可以将其投资、福利以及其他运行成本进行监督，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中央政府哪怕只拿出国企利润的千分之一，也足可以请到全世界最优秀的专家来对央企进行全面的审计和投资评价。
再有一块就是国有资源的租金。中石油、中石化一年少交的资源租金就至少有数百亿。世界各国都有国有资源，政府可以采取招标的形式，让各个市场主体来进行竞标，形成资源所有权的市场租金价格。资源的租金就要缴给资源所有者。但现在这么明白的道理却还遇到阻力，行不通。这背后大概有特殊垄断利益集团的影子。资源类的要素价格的改革需要推进，这种改革只是减少垄断国企的利润，将其过高的收入降下一些，不一定影响到零售价格。资源价格不改革到位，会严重扭曲中国的经济。
真正要建立起公平开放的市场秩序，一定要打破垄断。我国的反垄断法已经颁布，就要依据反垄断法取缔没有法律根据的垄断权。第二是要足额上缴国有资源的租金，比如对矿产资源、国有土地、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使用都是需要上缴租金的。第三就是要上缴利润。这是最基本的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