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小学到北大工学院，道路有多难走？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只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

小小的天 有大大的梦想

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蜗牛》——周杰伦

初中毕业时，妈妈劝杨现别再念书，赶紧出去打工。

如果杨现听了话，“可能两个人在外面打工，没文化，只能做苦力”，肯定有了孩子。现在，他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读硕(博转硕)，方向为计算固体力学。

杨现

走出来，进名校学习，杨现深知其中不易。他在西南地区长大，北大清华是“神一般的存在”，高考考进去的概率极小。“一个县城，一年有一个上清华、北大就不错了；而我们一个县城，五年估计都看不到。”

“我小时候的成绩，虽然跟大城市的比有很大差距，但在我的环境里基本上在前面，在学校都排前一二。所以一直想读书，一点一点往上走。”7月22日，在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他慢慢回忆往日的时光。

在近26年人生中，他一步步往外走，从乡里(小学)、镇里(初中)、到县城(高中)、到市里(高三)，再到省会成都(本科)，再到帝都北京(研究生)，离家越来越远，随遇而安，很快适应新环境。而今他却踌躇，将来是不是选离份家近的工作，生活可能较安稳，又方便照顾家人。

1990年，杨现出生在四川绵阳梓潼县。从小村去绵阳，路况不佳，坐巴士大概两个半小时；绵阳到成都，车程大体也是一个半小时，但通高速公路。

在家乡，成绩不好的小伙伴，大多早早外出打工。女生可能十八九岁结婚，男生稍晚，二十一二岁。“早结婚，父母年轻，能帮忙带孩子，这几乎是农村生活的定律”，他说道。小夫妻在外面打拼几年，孩子就长大了。周而复始，循规蹈矩。小伙伴里，孩子最大的，都上了一年级。杨现的姐姐出生在1985年，结婚多年，孩子都念初中了。

杨现的母亲在家务农，自给自足；继父在建筑工地打工，每月能挣上4000块。年底，继父积攒两三万元回家，妈妈几乎全部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很早，杨现就尽量自给自足，少依靠家里。

“我也没觉得多苦。”杨现腼腆地说。家庭经济拮据，给杨现的成长带来很多麻烦，但他仍旧乐观。

杨现在内蒙古道图淖尔大草原

能直博，却选择念硕士

杨现在村里读小学，全班17个人，全校总共才50个人。教职员工有四位，一位厨师兼广播员，一位音乐老师，另外两位老师，星期一三五和二四六分工，教完全校所有课程：语文、数学、自然……

初中，杨现去了乡里。起初，他每早6点起床，上一节早自习；晚上有四节晚自习，十点多钟放学。他历史不大好，拖了总成绩后腿，被历史老师找去谈话几次。中考之前几个月，他决定每天早起一小时，补历史。

借着外面的灯光，他在教室里看历史。天气寒冷，他把垃圾桶里的纸张掏出来，点着烤手，结果被起来上厕所的副校长发现。“当时我以为完了，肯定要全校批评。”杨现十分紧张，没想到，结果是全校都加一节早自习。

初三时，英语老师每月从工资里拿出一笔钱，给两三个成绩比较好，家庭经济较差的同学每人50元生活费。而老师的月收入，不过2000元上下。当时，同学们每月生活费40元左右。校长每月也给他们几个补助60元，这样，杨现每月有110元生活费，“很土豪了”。

中考满分770分，杨现考了692分，可以去绵阳市顶尖高中读最好的班。但是，因为可以每学期四五百元的学费可以免交，年级前70名每月有100元奖学金，他决定留在县城。高三，他转去绵阳市“六把手”的高中——学校排名第六，学费同样免交。

不同学校，升学率差别非常大。最好的高中，每年有300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六把手”学校，每年200人考上一本；而县城的学校，十个班，几百人，才有一两个人能上一本。

高中月生活费两三百，县城里没什么兼职机会，家里就每月补贴一些；到市里后，奖学金没了，家里就出全部生活费。

第一次高考，杨现差一本线10分，没去上二本，复读一年。第二年，杨现超过一本线43分，考到四川省会成都，在西南交通大学读工程力学。报志愿的时候，高中老师推荐去川大读医学，或去交大读土木。杨现“啥都不懂”，权衡一番，决定去交大，分数没够，调剂去了力学。

大二时，一位老师讲起自己的奋斗故事，意外启蒙了杨现。当时，他正好从保研名单里看到，一位师兄保去北大。“我以前不知道可以保研，更不知道还可以保北大。加上老师讲的那些东西，大二就开始好好学习。杨现”突然“开窍，专业91个人，他大一排20多名，大二猛升到第一。

在一点点的进步中，杨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大学毕业，他成功保研北大。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学术，放弃了直博，准备念硕士、实习、找工作。

杨现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做科普讲座--碳纳米海绵

上次(2016.03.12)回家乡，杨现去高中母校，分享学习经验。他当年的班主任很兴奋，非要去接他。杨现一下车，老师就给他个拥抱，特别开心。每见到熟人，他就指着杨现，说这是自己的学生，在北大念书。经验分享会原计划讲一个半小时，他“一不小心”讲了三个小时，他有太多的话想跟师弟师妹们讲。

“自己从很低的台阶，慢慢地，靠自己一点点走过来。没有什么很牛的经历，就是把我的一些想法分享给他们——什么都不太懂的那些孩子们。”说起自己的成长，杨现非常有感触，也想让家乡的孩子了解外界。有的孩子加了他的微信，以后请教学习问题。比他小的年轻人，他都喜欢称作“孩子”。

杨现会向孩子们解释大学怎样选专业，谈谈未来的就业形势。如果孩子确实不喜欢学习，他就劝对方，一定好好学一门技术。

“带他们学一点先进的东西”

大学一年级，杨现申请到丰田助学金，每年5000元，资助四年。当时，这份助学金应当在高中毕业期间申请，但他事先并不知道。为了确认帮助最需要的学生，“丰田助学基金”的专家有时会趁出差机会家访。

杨现获得过国家奖学金，8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离家读书，杨现每月需要近1000元生活费，除助学贷款和奖学金、助学金，大学四年，他一直在做家教。大二时，一周七天，他去五个地方家教，同时保持成绩第一。

大三时，他又“土豪”一次。拿到5000元丰田助学金后，他元旦时又获得国家奖学金，手头一下有了13000元钱。他买了一部国产手机，2000元出头，把剩下的钱存了起来。此前，他用的都是一两百元的手机。

上了研究生，不用交学费，学校会按月发放补助，杨现不再想再去做兼职。“读研是为了以后的工作技能，并不是短期的那点零花钱，就把自己给打发了。研究生阶段没学到什么东西，不是很划算。”

杨现实习过几次，都与IT相关。现在，他在一家门户网站做数据挖掘，以前还做过推荐系统和软件测试。他对计算机特别有兴趣，几次去外地，义务给高中生讲编程：“高中很多东西可能太枯燥了，我给他们讲一些先进的东西，或带他们学一点先进的东西。”

杨现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行为，每次看到国旗升起，他都会哭，自己也说不清原因，只能归结为天生。“小学每周一都要升国旗，每次升国旗的时候我都擦眼泪。”说到这里，他不好意思起来。

2008年汶川地震，杨现在县城读高中。家乡的灾害没汶川严重，但村里的泥土房成了危房。“我们乡是我们县城最穷的乡，我们村是我们乡最穷的村。” 杨现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深刻，泥土房上的瓦片很多被摇掉了，“地震过后过几天，就下大雨了，屋里边比外边下的还要大。”

后来，杨现去北川做了三天半志愿者。当地有山，土质类似于沙土，下雨后滑坡了。“到处都是滑坡，沟里面的水，是黄的，浑的，当地居民就在水里面洗衣服，甚至洗菜。”地震刚过，雨水给救灾造成了巨大困难。

进入灾区，杨现还能闻到尸臭。有个大约14岁的小姑娘来领帐篷，告诉他，她村里200多个人，只剩下十多个了。杨现见到了世间的悲惨一面，但仍旧乐观。

身在北京，杨现还惦记着家乡。

高中时，杨现回家，基本上就是帮忙做农活，然后钓鱼，可能钓一整天。钓上鱼，他都交给家里，不亲自杀鱼。农村过年杀过年猪，大家一杀猪，他就走开，杀完猪才回来。“我就感觉好惨。”他的心肠很软。

当初，钓鱼钓饿了，杨现可能去邻居家吃点东西。他与乡亲们关系很好，“不像城市，可能谁住隔壁都不知道”。现在，杨现一年回去一两次，一般都给长辈们买点小东西。上次回去，他给队里的老人各买两个“人参果”，一共买了几十个。“那些长辈，看着我们长大，现在我们大了，他们老了，就表达一点意思、小情怀。”杨现淡淡的诉说中透露出一点伤感。

年底还有“团圆饭”

2013年寒假，在丰田方面的组织下，杨现和另外15位受助学生去日本参观。他头一次出国，亲眼观察了日本社会，也与日本人聊天。他有两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第一，日本很干净；第二，日本人很有礼貌。

杨现与两位东京大学学生聊生活，觉得对方的眼界很开阔。男生的父亲在美国做生意，他已经去过五个国家；女生则去过13个国家，一一罗列出来，意大利、瑞士、中国、美国……“他们走的地方比较多，眼界比较开阔。”当时，杨现觉得非常震惊。他猜想，团里的同学应该大多是头一次出国：“当然也不能怪我们，既然能拿这个助学金，可能生活真不好。”

他们听了早稻田大学教授的日本经济报告，去了日本的垃圾处理厂，还去了富士山。“富士山很漂亮。在中国，虽然没去很多地方，反正我觉得九寨沟应该可以跟富士山媲美。”杨现回忆，丰田方面安排他们参观自家工厂，包括核心部门、机器人车间，令他非常震撼。

每年年底，丰田方面会为在北京的受助学生组织“团圆饭”，最近两年各有20多人参加，大部分在北大、清华和中科院读书。助学金覆盖的26所高校，都在中西部地区。受助学生能在北京继续深造、发展，非常幸运，也相对不容易。在丰田组织的活动中，很多学生结为朋友，相互勉励。

像杨现这样的受助学生，“丰田助学基金”项目11年共资助了2330名，投入7200万元。按计划，2020年时，这一数字将达到2600名。

今年7月，例行的“丰田助学基金大学生夏令营”在上海举行。杨现的“学弟学妹们”——来自全国26所“丰田助学基金”项目高校的200多名大学生，在七天里参加了拓展训练、励志分享会、参观上海等很多活动。

2016年7月底，“丰田助学基金大学生夏令营”在上海举行

“其实学生想开阔眼界，想去大城市。”董长征告诉媒体，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困难，所以能理解受助学生的境遇。他是丰田中国的执行副总经理，也参加了这次夏令营。他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全是第一次来上海，大部分第一次坐地铁，住酒店。丰田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学生的礼物，大都是学生自己制作的小工艺品。这份回馈社会的心意，让董长征很感动。

这次夏令营上，董长征特别为同学们开讲了“丰田经营之道”。”我们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到丰田来工作”，董长征说，“（但其中）有很多东西年轻人可以借鉴，怎么能做的比较扎实，有逻辑、能坚持、坚韧地一步一步往前走。”

杨现也是这样想的。“虽然我们那儿穷，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去。”杨现坚定地说。未来，他也许会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