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

写现代欧洲的形成和发展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人能像蒂利一样，同时运用因果逻辑、社会机制和宏观把握，把众多的现象有效地串联起来，作出逻辑严密的解释

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催生了（民族）国家，国家又发动战争。”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30元

何谓民族国家

    在当今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在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如课堂教育和宣传），在本地区传统的宗教、语言和部族等基础上，来打造诸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或“德意志民族”等等观念。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念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如果打造得比较成功，居住在同一个国度中的民众就会觉得自己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有着统一的认同感。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民族国家。

    虽然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绝大多数国家均是民族国家，但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却是一个在欧洲率先兴起的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世界上并存着诸如帝国、城邦国家、封建国家甚至教会国家等等类型。为什么民族国家会在欧洲兴起？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国际政治在第二个千禧年里发生的变化。第二个千禧年伊始，欧洲强国多是那些占有广阔地域、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政治上比较专制的内地农业国家（如波兰）。第二个千禧年中期，那些经济发达、资本密集、政治自由而地域有限的城邦国家（如比利时、威尼斯及佛罗伦萨）成了欧洲政治的主导。17世纪以后，欧洲的城邦国家相续衰落，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如法国和英国）,或者说既有城市经济所带来的自由传统又有农业经济带来的专制传统的国家，成了欧洲的霸主。18世纪，特别是在法国革命后，民族国家迅速成为欧洲各国国家发展的普遍形态。为什么不同时期主导欧洲政治的国家会有如此的变化？为什么18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均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0)，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

蒂利的两个逻辑

    蒂利认为，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个千禧年欧洲社会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这些战争形态与欧洲各国国家和城市力量之间的关系。蒂利的书中有两个关键的逻辑。第一个是战争形式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蒂利把欧洲战争在第二个千禧年的发展划分为“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和“民族战争”四个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不但在国家能力上有着飞快的提高，而且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每一个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变化。

    第二个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发动战争需要向社会汲取资源。如果一个国家所控制的领域内有发达的城市（当时欧洲城市在政治上有着很强的独立性），统治者就不得不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从城市经济中汲取财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城市，国家就有可能运用强制性手段。这两个逻辑相互交错，就有了如下的论点。


骑士的数量决定国家的强弱
    第二个千禧年伊始，我们今天称之为欧洲的地区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期”。各国的国力都很弱，没有财力维持常规军。当时的主要战争形态是所谓的“骑士战争”。加入战争的骑士与国王有着一种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骑士每年拿出一定时间为国王作战，国王则给予骑士一片领地和其他特权。在这一时期，拥有的骑士的数量，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而骑士的数量则与国家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因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往往会在战争中胜出，从而主导欧洲政治。

从雇佣军到常规军

    14世纪以后，由于瑞士长矛兵的兴起及其他原因，骑士战争逐渐式微。当时的欧洲各国仍然没有能力维持一支可观的常规军，但同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却使许多国家变得富有起来。花钱请雇佣军作战，成为欧洲各国在15到17世纪之间的普遍的选择。这就迎来了欧洲战争的“雇佣军”时期。在这一时期，决定国家军事力量强弱的，不再是幅员和人口而是经济实力。那些富有的城邦国家于是就在国际战争中占据了优势。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雇佣军（许多是瑞士兵）不见得会为雇主卖命；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军饷和给养，很容易发生兵变。同时，欧洲不少国家在几百年的争战中，财政汲取能力和对国民的控制能力得到强化，许多国家因此而发展了常规军。“常规军战争”在17世纪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形态后，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逐渐在战争中获得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随着武器的发展，战争变得日益昂贵，小规模的城邦国家越来越无力支付。更重要的是，城邦国家既没有对国内百姓的专制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建立规模可观的常规军。即便有了常规军，还得考虑如何使士兵勇敢地投入战争的问题。欧洲国家当然可以采取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所采取过的严厉的强制手段，并奖励那些勇敢的士兵。但是，当时欧洲的大国统治者并没有如此强大的专制能力，他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与贵族、僧侣和城市中产阶级讨价还价。

让士兵为自己的民族而战
    这样，让士兵为自己的民族而战，就成了引导士兵勇敢作战的有效手段。民族主义于是应运而生。拥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法国农民，打起仗来异常勇敢，一个时期内所向披靡。各国争相效仿的结果，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成了历史潮流。

附带的解释

    蒂利在解释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还附带解释了近代欧洲社会的其他一些重要发展。比如，第二个千禧年中，国家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相互之间既依存又猜疑的发展关系，殖民地经济在欧洲战争中的重要性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北欧诸国在欧洲战争中的发展轨迹和动因。他的著作同时也在统一的框架下探讨了民主体制在欧洲兴起的动因（在自由城市力量和农业社会的专制力量的平衡中发展而成）、科层制在欧洲的起源（战争刺激了国家力量和效率的增长）等等许多问题。写现代欧洲的形成和发展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人能像蒂利一样，同时运用因果逻辑、社会机制和宏观把握，把众多的现象有效地串联起来，作出一个逻辑严密的解释。“强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部杰作。

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强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发展的产物。197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带着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有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安德森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0年代中期以后，在继续承认经济生活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比较著名的，有冯纳（Finer）的《欧洲的国家和民族建设：战争的作用》，以及麦克尼尔、迈克尔·曼、唐宁（Downing）、珥特曼(Ertman)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是相比于其他学者（特别是唐宁和珥特曼），蒂利的论点解释范围要大得多，分析方法也要灵活得多。与麦克尼尔、迈克尔·曼等人的工作一样，蒂利的著作处处显示了一个大学者的风范。

    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分析视角日趋复杂。有人强调各文明间的互相影响，有人分析了人口及其构成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与“西方兴起”的关系，有人把西方社会的最终“兴起”归结于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有人甚至从不同社会女性的地位来找“西方兴起”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新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以蒂利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轻视了涂尔干和韦伯的核心观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蒂利的工作没有明显的弱点。以今天的眼光看，蒂利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化的韦伯主义者。与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所不同，蒂利在他的分析中不仅仅强调了经济（即被蒂利抽象化了的城市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强调了政治力量（国家）和军事力量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独立影响。但是，蒂利轻视了涂尔干，他的分析不能把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微观的社会情感加以很好地结合。

    更为重要的是，蒂利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忽略了韦伯式分析方法的一个核心，即注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宗教等文化层面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于这种忽视，蒂利不得不把他的解释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而忽略了“现代化”的其他方方面面，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政教分离和脱魅时代的到来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的来临。

基督教的影响

    以基督教问题为例，基督教在欧洲的存在和变化，至少会给现代社会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以下重要影响，这些影响都被蒂利忽视了。

    第一，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期”，事实上是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十分薄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控制／保障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长距离贸易。这时天主教教会势力及其所提供的天主教世界就成了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个整合力量，成了欧洲各国政治的协调者、领导者、甚至是保护者。这个天主教世界促进了有着不同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及相应长距离贸易的发展。

    第二，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势力之间的平衡和冲突导致了欧洲国家力量的薄弱。这就为蒂利所说的政治独立的经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迫使欧洲各国与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型政治的发展最终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有机渗透。这种低专制、高协调性的国家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这不仅仅是说天主教在教义和组织形式上都大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组织传统，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单一上帝的追求，对于《圣经》文本真理性的探索，以及对于神秘魔术性宗教思潮的打击，天主教还保留和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从而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全面扩展铺平了道路。

    第四，天主教不但全力捍卫一个充满嫉妒的上帝，认为《圣经》就是真理，而且捍卫他们对《圣经》解读的绝对权威性。这就给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带来了脆弱性。路德在威腾堡教堂的门上仅仅贴了几张“小字报”，就给天主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分裂。其实，路德文中对天主教卖“赎罪券”做法的攻击，与明朝末年李贽对儒教的攻击相比，不知要温和多少。但是，儒教在中国代表的是道德而不是真理。当时中国的主流士大夫根本就没有兴趣与李贽进行一场“对错式”的论战，他们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科举上。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异端思潮就在“不争论”背景下，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是，基督教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路德的几张“小字报”引出了一场“真理问题大讨论”和新教运动。其后果是天主教世界的分裂、长期延续的宗教战争和教会势力在欧洲政治中的逐渐边缘化。宗教分裂为欧洲群雄逐鹿提供了动力，而教会势力的边缘化则给民族国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第五，宗教战争在欧洲兴起以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与之并不相干。天主教世界产生分裂后，不同信仰的百姓带着很大的激情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投入了战斗。这种反复的战争冲突，不断加强不同信仰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排他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了准备。

    任何伟大著作都带着时代和作者眼光的局限，蒂利的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今天读蒂利的著作，要学习的是蒂利的治学态度和大家风范，学习他在一定问题意识下运用和有机组合各种社会机制的能力，学习他在有限的学术框架下把观点演绎到极致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