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谈中国文学

●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的差异
    西方优秀小说格外注重对开篇第一个句子的经营，务必要写得吸引人，叫人一读而不能释卷。我们都忘不了《洛丽塔》开头那句“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中性》开头写“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人第二次是男人那句，也令人过目不忘。读到这样的句子，你怎么可能不继续读下去呢？
    中国作家却不这样写小说。他们往往从久远的历史或作为故事背景的故乡娓娓说起。对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写法不大容易在第一时间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废都》的遗憾
    有一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交给我一份贾平凹《废都》的译稿，让我看看有没有可能修改得像样一些。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博士生翻的，他跑到西安找到贾平凹，自报家门，说他想翻译《废都》。贾平凹就同意了。可惜这位留学生的英文水平实在太差了，翻出来的东西让人根本读不下去，完全是一堆文字垃圾。
    我翻译过贾平凹的《浮躁》，这本小说得到了美孚石油公司赞助的一个文学奖。小说里有些我看不懂的西安土话，我就一笔一划地写下来向作者请教，但据说作者因此认为“葛浩文不懂中文”，甚至得出“只有中国人能翻中国书”的看法。
    《废都》英译本始终未能出版。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谈论此事，为它遗憾。我不是说我有多么喜欢《废都》——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有点乏味——只是觉得应该把它介绍到美国，毕竟是一部重要的小说。

●压在手里的好货
    我抽屉里有五六本小说，已经翻译得差不多了或者已经翻译到一半了，（之所以没有继续进行，）很简单，就是卖不出去。举个例子，梁晓声写“文革”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小说。我找人出版，他们说你多翻译一点给我们看，我说我全翻完了你不要我怎么办呢？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梁晓声，这本书已经放了十多年了，总有一天我要把它翻完。刘震云的《手机》我译了一半以上，没人要。

●我不抢张爱玲
    别人争先恐后地翻译张爱玲。大家翻，要我翻干什么？我不愿意任何人以为我是抢生意的人，很多人都在等着我做错事，然后批评我。当然，我的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但我知道有些人就是那样的，有好几个人写有关翻译的博士论文，都要把我写上去，好的有，不是很好的也有……最坏的名声是葛浩文不道德地和别人抢生意。

●蛮欣赏王朔这孩子
    我喜欢王朔，蛮欣赏这个孩子的。他说话很直，不拐弯。不过说实话，这个人我看不穿，但是我蛮欣赏他。在美国的时候，我看到的王朔是一个谦虚的人。真谦虚还是假谦虚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就是谦虚。我喜欢愿意唱反调的人，喜欢愿意表现个性的人。有人认为那是弱点，我认为是优点。

●最好的合作是不用“合作”
    翻译中遇到疑问，我一般会和作家联系，有的联系得多，有的很少。多的，像毕飞宇的《青衣》，恐怕我们两个人电子邮件里交流的字加起来，比整部小说的字数还多。比如第一句话我就犯愁：“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糊涂账”到底怎么翻译？糊涂账的意思我明白，但在小说里，为什么说参加宴会是一笔糊涂账？后来我在伦敦见到毕飞宇，他说，中国人喜欢请客，宴席上人多的时候，可能请人的和被请的都互不相识，不清楚谁请的谁，所以说是糊涂账。后来我爱人想到了一个好词，blinddate——约会的双方互不相识。如果没有和作者交流的话就翻不出来。
    曾有一位作家把他的一本小说交给我翻译，说：“一个字都不能改。”
    相反的例子是莫言。我们合作得好，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他总这样说：“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其实，他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如果人们看到小说内容被删节，那往往是编辑、出版商为考虑西方读者阅读趣味做出的决定，不是译者删的。

（责任编辑 孟汤  实习生 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