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嫖娼的文人
从郁达夫的到陈独秀再到辜鸿铭，在嫖娼的道德光谱上，三个文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几个方向。然而，不管是高度道德化的，还是反道德的，嫖娼都无法实现非道德化。
从左到右：郁达夫、陈独秀、辜鸿铭。
从郁达夫的到陈独秀再到辜鸿铭，在嫖娼的道德光谱上，三个文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几个方向。然而，不管是高度道德化的，还是反道德的，嫖娼都无法实现非道德化。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嫖娼这件事。
（一）
1916年冬，日本名古屋连下了几日大雪，一个二十岁的中国留学生不堪雪后的寂寞，独自乘车前往东京。他在车上独自喝了几瓶热酒，鬼使神差地在中途下车，仗着酒性，跳上人力车座，把围巾向脸上一包，放大了喉咙叫车夫到妓馆。他在妓馆狂歌痛饮，投入了肥白女人的怀抱，次日酒醒时，才想到竟把童贞破了。懊恼悔恨攫取了他的灵魂：“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里落下泪来。
时隔二十年，郁达夫回忆起这段压抑苦闷的往事，写下了其自传第一章《雪夜》。即便是在风流著称的浪漫派中，也没有几人能像郁达夫一样真诚面对内心并不美好的一面：在性与爱上沉沦，出于责任感而自咎，最终又沉迷于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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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看待嫖妓这类事，一定得放到社会大背景下来看。一个社会矛盾尖锐的时代，嫖娼会被看成上层人压迫的事件，而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时代，无论两百年前僵化的清朝，还是当今富足的欧美，这才会被看成是正常的私德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