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嫖娼的文人

从郁达夫的到陈独秀再到辜鸿铭,在嫖娼的道德光谱上,三个文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几个方向。然而,不管是高度道德化的,还是反道德的,嫖娼都无法实现非道德化。

从左到右:郁达夫、陈独秀、辜鸿铭。(视觉中国、维基百科/图)

从郁达夫的到陈独秀再到辜鸿铭,在嫖娼的道德光谱上,三个文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几个方向。然而,不管是高度道德化的,还是反道德的,嫖娼都无法实现非道德化。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嫖娼这件事。

(一)

1916年冬,日本名古屋连下了几日大雪,一个二十岁的中国留学生不堪雪后的寂寞,独自乘车前往东京。他在车上独自喝了几瓶热酒,鬼使神差地在中途下车,仗着酒性,跳上人力车座,把围巾向脸上一包,放大了喉咙叫车夫到妓馆。他在妓馆狂歌痛饮,投入了肥白女人的怀抱,次日酒醒时,才想到竟把童贞破了。懊恼悔恨攫取了他的灵魂:“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里落下泪来。

时隔二十年,郁达夫回忆起这段压抑苦闷的往事,写下了其自传第一章《雪夜》。即便是在风流著称的浪漫派中,也没有几人能像郁达夫一样真诚面对内心并不美好的一面:在性与爱上沉沦,出于责任感而自咎,最终又沉迷于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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