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登天，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破格”不能“出格”，“干部年轻化”政策渐进调整

2002年，35岁的陆昊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2013年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成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视觉中国/图）

“四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了？五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没有道理嘛！”

“有的年轻干部‘火箭式’起来，一查都与一些领导干部沾亲带故，瓜田李下还要讲究避嫌呢。”

破格提拔在基层最容易出现问题，年龄段也集中在“青年干部”身上。这既有暗箱操作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在政绩要求下，对破格提拔年轻干部“量化”要求的原因。

2016年5月中旬，湖北孝感市政府网站贴出了一则干部任前公示，生于1984年的洪永旺被提名为安陆市（县级）市长人选。简历显示，洪永旺在2012年已担任正处级的孝感团市委书记，此后4年又换过4个岗位。

尽管32岁的县长并不少见，但年轻的洪永旺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只是这一次，他的简历没有被发现破绽——没有破格提拔的经历，少了一些争议和质疑。

实际上，自十八大之后，对破格提拔年轻干部已经收紧、从严，这类公开的报道已经越来越少。

“破格”从严的决心来自高层。201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出席并讲话。针对一些年轻干部走得过快的现状，他表示：“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他认为，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此后对年轻干部的选拔标准更加明晰，选拔要求也逐步细致。

新的干部选拔要求，被认为是“干部年轻化”实行三十多年来的一次纠偏和校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推行，公众耳熟能详的“干部年轻化”提法，在新的形势下不断调整。

破局：抓紧培养年轻干部

“干部年轻化”的提法，最早始于1980年代初期，当时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路，与当今民众对提拔年轻干部动辄质疑的态度不同，那时“年轻化”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当时受益于年轻化的政策，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

1980年代后，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常态的人才政策，但到1990年代党政领导层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专项文件，强调加大对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

1991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