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比增长更重要 ——吴敬琏、邱晓华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

（农健/图）

邱晓华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的今天，中国社会和经济体系中依然存在着大量“体制性的结构问题”，如城乡二元化差距拉大，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不均衡等问题，并非简单地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

吴敬琏认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建立起一个好的体制来”。此次改革的主题并非政府主导下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是重新调整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的“体制改革”。

2016年4月23日和25日，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后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办的“智库报告厅”发表演讲，对中国经济当下的转型与挑战提出了各自的观察与思考。

多年从事经济统计分析的邱晓华从宏观经济数据角度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分析，与注重转型理论研究的吴敬琏教授对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分析，共同为中国经济当下的“转型场景”勾勒出了一个多维度的转型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趋势分析与制度思考。

南方周末记者在综合二位学者讲座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了部分背景资料，以便于读者理解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逻辑。

上一轮繁荣

邱晓华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至2010年间的三十余年，视为中国经济的“上一轮发展”。并指出在上一轮发展阶段中，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特征就是“快”。

“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邱晓华说，世界经济平均每年3%-4%的增长，而中国的平均增速为10%左右。

在这一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发展到今天超过4万亿美元，平均增速16%，制造业则以每年20%的增速成长；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亿多人下降到六七千万，居民存款则从1978年的210亿元人民币剧增至今天40万亿元的规模。

这一持续的高速增长首先来自内外部环境的稳定与改善：外部是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释放与全球化进程加速；内部则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迅速释放出长期被压抑的人口、资源等经济要素红利，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外部因素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环境。

在和平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下，改革开放之初便参与了大量政策设计的吴敬琏教授，则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分析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逻辑。

吴教授坦言，2015年11月以来的热门话题“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他看来是一个困扰了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的“老问题”——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问题。这一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已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内。

1981年12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今后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十大方针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就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而这一半苏式、半现代经济学的提法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变成了更加规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理论阐释：从粗放的经济增长转向集约的经济增长。

所谓粗放的经济增长，是指仅依靠投入资源实现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对的，则是指在同等的资本和人力等资源投入外，依靠生产效率提高所形成的“集约型增长”。

吴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前“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