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怕领导要求，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缓和医疗，与红二代们力推的尊严死

上海普陀区石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位病人正在病房走廊里。作为试点之一，2012年，上海曾在全市设立18个“舒缓疗护”病区，专门接诊收住癌症晚期患者。但在全国，这一理念推广依然困难重重。（CFP/图）

中国是少数几个处于低收入国家分组，但对舒缓医疗需求较高的国家。

中国用在临终支持系统上的医疗费用占到了全部医疗费用的绝大部分，有人说中国人八成的医疗支出用在了最后一个月上。

医疗界越来越认同，病人罹患重病之后，应当用更人性的方式去接受疾病和治疗。

2016年5月6日，青年魏则西不幸的情绪还未散去，微信朋友圈就被《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文章刷屏。

这篇题为《魏则西留下的生命考题》的文章发问：假如一个人得了绝症，究竟该做出怎样的选择？作者认为，“尊重自然规律，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坦然地面对生与死，是最理性的选择”。

文章不长，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短短数个小时，各大媒体转载，社交网络已被各种评论填满。批判者嘲讽，“让百姓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吧，得了癌症就放弃治疗吧。”

“对于那些根本无法得到充分生命支持系统的人，以及无法得到医疗救助的人来说，谈论这个问题（坦然面对死亡）是非常可笑和冒犯人的。”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很能理解，她在推动“尊严死”时也被质疑过不顾中国实际。

但另一方面，这恰是“中国国情”。她指出，我国用在临终支持系统上的医疗费用占了全部医疗费用的绝大部分，有人说中国人八成的医疗支出用在了最后一个月上，“如果把这些钱用于能治愈却没钱治疗的病人身上是多大的福音。”

多年来，罗点点和一批医生、志愿者一直在提倡和推动“我的死亡我做主”和“用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这挑战着中国人的传统意义上的伦理观。

“传统的医生都不能谈死亡，谈疾病是不治之症是要受批判的。”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刘端祺说。72岁的刘医生是生死阅读者，作为陆军总医院（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老主任，几十年来，见过的临终病人无数。

但接近“尊严死”的“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也翻译为舒缓医疗、安宁疗护、姑息医学），其实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

世卫组织提出的“缓和医疗”原则有三：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缓和医疗既不让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议他们在追求“治愈”和“好转”的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