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鲁迅奖·主席热——专访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

    本届青创会上，陈建功的白发很醒目。对于很多年轻作家来说，陈建功是一个要远远看的人。因为年龄，也因为职务。
    年轻时陈建功曾是北京门头沟矿区的采煤工，高考恢复后，陈建功考入北京大学。《迷乱的星空》和《飘逝的花头巾》是陈建功大学时期的作品，主人公都是当时的新青年——反思的一代和求新的一代。那时的陈建功直言无畏，如同他头上数十年直立的板寸。“当时周扬是文艺界的领导，但年轻人并不怕他，我曾当面对他放炮，他也很宽容，从不计较。”
    陈建功没有作为代表参加过一次青创会，然而他后来成为三次青创会的组织者。对不同时期的青年文学，陈建功记忆犹新，他说：“年轻人总是文学新时代的掘进者。”

郭敬明“入会”程序合法
    南方周末：早年您的写作很活跃，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你对青创会有什么特别记忆吗？
    陈建功：我还真没参加过青创会，因为几次青创会我都有事外出。不过文学界的情况我还是熟悉的，当时受思想解放运动影响，文学创作非常活跃，青年作家异军突起。那时候作家有两大特色，一个是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特解读，一个是艺术上的个性探索。那时候北京的文学界，李陀是最活跃的人物。还有张承志、郑万隆等等，我们经常半夜不睡聊文学。我写小说《鬈毛》的时候，经常在半夜骑车到郑万隆家，把他叫起来谈我的构思，有时候我们谈到半夜，兴奋的时候就到天安门广场，坐在马路牙子上谈文学。
    当时海外文学的介绍也相当活跃，在海外的不少学者也常回来，李欧梵啦蒋勋啦，还有香港的潘耀明。他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我们听说好书就找来读，还互相探讨、切磋。因此，现在看到这些青春焕发的青年们，你是不能不想起自己年轻时代的锐气的。我们也是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应该能理解他们的创新、探索的勇气，也理解他们提升自己的渴望。
    南方周末：最近作协吸收很多“80后”作家入会引起社会关注，比如郭敬明、张悦然。有人状告作协吸收郭敬明加入作协侵害了作协声誉，理由是郭敬明曾经有“抄袭”的不良记录，被法院判决又拒绝执行拒绝道歉，您怎么看社会的反应？
    陈建功：发展会员不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围，不过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郭敬明加入作协，就程序而言是合法的，他也是符合现行的会员标准的。只要有两本以上的文学类著作，每个人都可以填表申请。在发展会员时，有关材料会提交到一个专家小组。郭敬明的作品也不例外。专家小组审读了他的大部分创作，认为水平是够格的，他们就投了票，票数过半，符合上报条件。经专家组论证后的名单，报到作协书记处，作协书记处全体成员都看完他的材料，然后会上讨论，一个个讨论，讨论之后就投票，我们书记处的投票他也过了半数。我个人为什么投他的票呢？我觉得法院判决的“抄袭事件”，他只赔了钱没有公开道歉，这是不应该的。郭敬明对法定的认定结果应该服从并认识错误吸取教训。但是我觉得，其一，看一个作家，要看他的全部作品，不能因为他有一部作品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作家身份；其二，对年轻人是要给他时间反省和纠正错误的。我们的态度就是：第一，他的入会是符合程序的，他的全部作品是符合条件的；第二，抄袭是不对的，不完全履行法院判决，更不对；第三，我们相信他会珍惜作家的声誉，会改正错误。
    南方周末：郭敬明的入会只是个案，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因为对作协的信任危机。比如宋祖德以作协会员的身份自我炒作带给公众强烈的恶感。人们质疑作协为什么对其会员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的监督和制约。
    陈建功：至于宋祖德，我也看过有关他的一些消息，因为大都来自网络和某些娱乐媒体，无法证实，故不作评价为好。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入会在当时也是符合程序、符合条件的。作为党联系广大作家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协会当然要提倡德艺双馨，鼓励作家的人格完善，但是有的事情并不能简单行事。除非他违法犯罪，被抓，被判刑，确认他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会员的资质。我们协会号召会员们加强道德的自律和完善，注重作家的形象和责任，也有思想道德的基本要求，这是没有疑义的。我认为，对年轻人，要批评，也要帮助，帮助的方法有很多，不是把人卡在这儿那么简单。这次申请入会的人很多，有一千多人，其中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作家有十几个，你要因为这个事情卡住他，那对这个孩子的社会评价也会造成影响，他还有八九部很好的作品，没有发现抄袭，一下子卡住他以后怎么在文坛发展？他毕竟还是个作家，我们只能说帮助他，派一些同志跟他沟通，要珍惜你的荣誉，该承认错误承认错误，这是有针对性做的工作，作家协会有很多工作是个别进行的，不见得要让全社会都知道。

“鲁奖”欢迎质疑
    南方周末：文学奖的评选是作协重要工作之一，很多青年作家通过“文学奖”奠定根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刚刚结束，对这次评选结果你怎么看？
    陈建功：我认为评得不错，尽管也听到一些质疑。这届鲁迅奖评选工作结束，有人提出：“评委中有三人获奖”。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有三位获奖者是鲁迅文学奖其他奖项的评委，比如有位中篇小说奖的评委在理论奖中获了奖，这样就有人说啦，是不是自己评自己？其实，鲁奖的7个奖项，各有各的评委会。你虽然是中篇的评委，你却不可能过问理论奖的评选工作。当然，因为都冠以“鲁迅文学奖”，难免会引起误解，所以我想下一届将进一步完善回避制，所有参选者不能在任何奖项中担任评委，避免误解。
    另外还应该改进的是，比如说有的评委连续三届、四届都是评委会成员。尽管现行条例已经有了每届评委更换二分之一的要求，但是有的专家连任过长，也应该改进一下。我想建议下一届规定，评委不能连任两届以上，第三届就不能当评委了。但是我现在也犹豫，这样会不会给下一届评奖带来难度？因为我们评委的资源有限，一般七个奖项需要七十七个评委，本来我还想采取评委库的方式，准备150个人的名单供抽取，但150个著名的评论家也真不好找。这是我们的难度。总之，我们会不断地改进工作，使评奖更严谨，真正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南方周末：本届鲁奖，有一本诗集被某些人提出质疑。认为从操作程序到作品水准都可怀疑。
    陈建功：对作品的评价是可以讨论的，不仅这一部，而且可以是任何一部。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评奖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南方周末：据说这部作品在初评的时候没有入围，到后来怎么会进入终评程序？
    陈建功：初选时没有入围、终评时进入的作品并不少见。因为我们条例里规定了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三个评委提名，评委会就可以复议，通过不记名投票方式，得到半数以上评委同意，他可以入围进入终评。你说的那本诗集就是这样进入终评的。几乎每个组都有一两部这样的作品，被捞上来之后最后又得奖的作品也并不仅仅是这一部。此外，也还有好几部虽然被捞上来，却没有得奖。除了翻译，其他门类几乎都有被捞的作品。这样一个机制，是为了尊重评委的权利，尽可能地避免遗珠之憾。
    南方周末：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捞某部作品？
    陈建功：在评奖的最初阶段，由每个门类的筛选组选出该门类的20部作品提供给评委会，但是初选组毕竟是初选组，评委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你筛选给我，并不能要求我全盘接受，所以只要有三个评委联名推荐某部他们认为优秀的作品，就可以复议投票，获半数以上评委同意，这部作品是可以补充进来的。这个机制不仅在“鲁奖”有，“茅盾文学奖”也有。本来上一届的规定是：三个评委一联合提名，就可以进入。但这次为了防止这一权力被滥用，我们加高门槛，增加了需要二分之一以上评委同意的程序，而且还要不记名投票。为什么用不记名投票？就是为了排除干扰，使评委更公正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其中的苦心与权衡，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之所以要完善评奖程序，就是要尽可能地堵塞漏洞，保证评奖的公平公正。因此，我很感谢记者和社会各界提出质疑，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完善。据我的经验，任何一次评奖，没有质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用尽可能完善的工作去减少质疑，当然也包括解释和澄清的工作。

“主席热”未必影响写作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优秀的作家，担任各地作协主席，您怎么看优秀作家的“主席热”？
    陈建功：任何事情，见仁见智，互相启发，很好。我的看法是，出任主席一方面看他是失去了——比如说他的时间失去了，但作协总需要一些内行人参与工作并为广大作家服务。作家出任主席，也是广大作家选举的结果。作家协会有更多了解文艺创作规律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另外对作家来说，他到主席位置上也会有新的体验。我曾经是作家，做行政工作十几年，我觉得也有很多感受和体验想写出来，只是现在还没有时间写，我觉得到60岁以后才能写出来。
    南方周末：您的写作业绩曾经引人瞩目，现在担任多年的行政工作以后，您还会有作为作家的激情和感觉吗？
    陈建功：那当然。我想60岁以后我就开始写东西了，我就不做具体工作了。这么多年接触过各方面的人，经历过各种事情都储存在我的脑子里了。有生活体验是很重要的。这么说吧，几年前读过一部描写领导干部的长篇小说，一片叫好声，但是我在中央党校的同学看了就问我，你这个朋友接触过高层领导吗？我说采访过吧，他们就笑，说哪儿哪儿组织程序没写对。当然这是小缺点，无伤大局，不影响那是一部好作品。但如果有更深入的体验，你写出来的细节肯定是难以挑剔的。
    南方周末：外界认为一个作家当了作协主席以后，每天事务缠身，这样的事情会分解他创作的能力。
    陈建功：其实未必，他只要不当党组书记，不当秘书长就成。日常的工作是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等在做。担任作协主席的作家，他们其实并不参与很多的行政工作。像铁凝主席，主要是创作，当然重要活动她是要出来的，重要的工作我们也会征询她的意见，但他们并不参与具体的行政工作。说到作家担任主席，比如张炜、王安忆、刘恒，哪位主席会陷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
    南方周末：优秀作家因为担任作协主席，或文联领导职务而丧失创作能力的人也有，比如巴金和曹禺。
    陈建功：当年巴金和曹禺是不是因为当主席写不出作品，我觉得值得研究。他们没能继续写出重要作品，是因为政治运动过于频繁，以及“左”的路线的打压乃至文艺思想的束缚，这是决定性因素。比如王蒙，他部长都当了，还不是照样出书？而且出的还是“大块文章”。
    另外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不管当不当主席，只要在北京，在这些大都市，你是很难静下心来写东西的。所以想要写东西必须躲开北京，躲到谁也找不到你的地方，因为现在的传媒发达，报纸不断采访，不断找你，不断分心，所以我觉得要是想写中篇以上的东西，就得隔绝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当不当主席并不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但是创作的时候还是应该到一些清静的地方，比如说韩少功，他很聪明，他在海南工作，当海南文联主席，但是他每年会有大半年时间跑到湖南的乡间生活。他也是主席啊，他的思想和创作受到影响和伤害了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