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
“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目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巴金在1986年青创会的祝辞。
巴金在1986年青创会的祝辞:“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目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丢开顾虑，不用胆怯，大胆地想，勤奋地写，把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
当年的青年作家
王蒙
浩然
邓友梅
刘绍棠
11月13日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317名代表分乘11辆豪华大巴，前面警车开道，侧面警车护驾，驶向京西宾馆。
开幕式设在京西宾馆3楼第1会议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大厅中放置着6层木制脚架，以备摄影留念之用，来自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作家等待着。
8∶30，在作协主席铁凝和党组书记金炳华等人的陪同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现在大厅里。他们和站在前排的青年作家一一握手，落座并合影留念。
会议厅里庄重严肃，而会议厅外热闹喧哗——问候、寒暄、调侃……年轻作家们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人群中寻找他们的文学偶像。
1986：谈谈情，说说爱
扎西达娃 王红/图
来自藏地高原的作家扎西达娃一身黑衣，长发披肩，容貌削瘦。在马原自编自导的作家电影《死亡诗意》中，扎西达娃出演过男主角；在本届青创会上，扎西达娃则始终是配角。他和舒婷、张抗抗、刘恒、阿来、李存葆、蒋子龙都是助阵壮威者——特邀代表或会议组织者。
对生于1987年的女作家霍艳和生于1984年的女作家颜歌来说，会议是个新鲜体验。“有个‘80后’小作家跟我说，她父亲和我一起参加过青创会，她看过我们的合影，没想到时隔多年，她也作为代表参加青创会，还看到了我，而我的容貌和表情还没有变，感觉就像进入梦幻时空一样。”扎西达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扎西达娃参加过三次青创会,第一次是在1986年，那一次他见到了莫言、韩少功、郑万隆、北岛。其时正值“先锋文学”的崛起。
扎西达娃出道较早，在那一代作家里是年龄较小的。1979年，21岁的扎西达娃发表处女作《沉默》，1985年调到西藏文联做专业作家。参加青创会时他已经写出了最为重要的作品《西藏，隐秘的岁月》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的代表资格是被选出来的。因名额限制，同在西藏的先锋作家马原未获参会资格。1986年，作家马建在《人民文学》合刊上发表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公开批评，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被撤销职务。很多领导把马原和马建搞混了，醉心于结构和文本实验的马原无辜承受了“舌苔”压力，很快，“写小说的汉人”马原离开西藏返回沈阳。
参加1986年青创会的还有韩少功、张炜、张承志，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等人，女作家则有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诗人有北岛、顾城、杨炼、舒婷、徐敬亚、王小妮等，那是“朦胧诗群”和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时期。“舒婷喜欢恶作剧，她冒充作家的崇拜者给作家们打电话约会，不少人被她骗到雪地里受冻，雷抒雁是第一个被骗出去的。”当时赶去青创会组稿的《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笑谈当年青创会的逸事。“那批作家表现得有点胆大妄为，极端膨胀，谁都看不起，素质、教养都有问题。青创会搞联欢，歌手张暴默上场，大家就嘘，把她哄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她唱得不好，或者是他们想跳舞。那些作家年龄也不大，有的二十刚出头，有的也就三十几岁，开会期间总是喝酒、谈情说爱。”
扎西达娃是经常逃会的，他觉得京丰宾馆离北京城好远。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罗德的华裔夫人包柏漪也是作家，跟中国年轻作家比较熟。那天扎西达娃去使馆玩，晚餐过后，包柏漪用罗德大使的车把扎西达娃送回宾馆。宾馆门前聚集了很多学生，他们要来见北岛，被阻拦在门前。走下车来的扎西达娃感觉气氛紧张，回到宾馆，他就被人盘问：为什么坐美国使馆的车回来？
扎西达娃的记忆中，那届青创会热烈中有些紧张。
“现在的小孩生活环境比较安全，比较舒适，所以人生动机相对比较干净，他的文学表达可能比较单纯。但他们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没有危机感和苦难感，文字气质也相对单一。当然文学不一定由苦难产生，现在最风靡最畅销的文学并不是苦难和忧患的书写，相反，更多的是梦幻表达，悬疑小说或玄幻小说，你能说它不是文学吗？”
“文学在它所在的时代寻找它可能的位置，作家也一样。”扎西达娃说。
1991：“文学夜总会”
余华 王红/图
1956年，第一次青创会，目的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周恩来在怀仁堂为大会作报告，医生递条子劝他不要讲下去了，但劝不住。3月18日晚上在北京饭店举办的舞会，周恩来也亲自莅临。会后走出来一代人——刘绍棠、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从维熙、林斤澜等等。与会者常把这次经历视为一种荣誉，多年后还在一些文字里郑重提到。
第二次青创会是1965年召开的。周扬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做又会劳动又会写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
此后21年青创会未再召开，直到1986年青创会“复活”，接下来是1991年，2001年，接下来就是本次。
对余华来说，本次青创会上年轻作家的面孔和文字都是陌生的，这并不妨碍他规规矩矩把会开完。“年轻时开会晃一晃就走，年纪大了就要选择，要么不来，要么开完。否则下次连做特邀代表的资格都没有了。”
余华第一次参加青创会是在1991年5月，地点是二十一世纪饭店。1991年青创会留给他的印象是“文学夜总会”：“苏童和叶兆言住的房间，从天亮到深夜都是人来人往，基本属于我们那拨作家的夜总会，我也经常到他们房间‘报到’。有时主人不在，一房子都是客人。”
那次青创会，莫言已经写出《红高粱》，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正在修改。
余华和莫言是鲁院同班同寝室的同学，他也会去莫言的房间串门，发现他房间人很多，大多是其军艺的老同学。
“那时不大去女作家房间串门。方方和池莉一个房间，我去看方方，那时池莉和我不熟悉，看到我来就准备出门。我看茶桌上放着一包饼干，以为是方方的，拿起来就吃，结果是池莉的。多年后池莉告诉我，她对我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进来拿起她的饼干就吃。”
余华对1991年青创会的印象是感觉宽松了一些，因为前两年有点儿紧张，余华和苏童都有小说被文学刊物发表前撤下来。“我们基本是被选刊类拒绝的。我听说《中篇小说选刊》的主编在好几次会上都说过，坚决不用余华、苏童的小说，他们写的不是小说。《小说月报》也拒绝我们，《小说选刊》可能觉得我们太有影响，才不情愿地选一两篇。”
“因为运动来了，觉得刚要冒出来又被人踩下去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先锋作家的小说又能发表了。那时候余华还在浙江省嘉兴文化馆工作，每天除了去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其他时间都用来看书和写作。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在青创会期间修改的，正值夏天，特别热，体力下降厉害，为了锻炼身体，余华买了两个哑铃和一个拉力器。青创会结束，余华没有直接回嘉兴，他把《在细雨中呼喊》的初稿从北京带到上海，《收获》正等着余华。
2007：“美女俱乐部”
田耳 袁继彦/图
铁道大厦1002房间是魏微和金仁顺的居所，也是本次青创会的“美女俱乐部”。
住在1121的朱文颖和住在1301的戴来是俱乐部成员，弥漫的香烟和挥发的酒精是美女俱乐部的基本气息。青创会的美女作家们基本没有正经开会，她们利用短暂相聚的时间放纵般地享受友情的快乐。夜夜狂饮，不醉不归。
魏微、金仁顺、朱文颖和戴来在“70后美女作家”潮流中浮出水面。宗仁发是《作家》杂志主编，吉林作家的领队，也是“70后美女作家群”著名的幕后推手，他和“60代”的批评家李敬泽、“70后”的批评家谢友顺是美女俱乐部最受欢迎的男嘉宾。
1998年《作家》制作“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专号时，美女作家还没热起来，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卫慧、棉棉这些后来炙手可热的美女作家们当时正在艰难中苦斗。魏微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四处漂流，棉棉在毒品和酒精中放飞……“她们的写作冲击力强，对当下生活的经验、感受、情绪，用文学的方式做出判断。”宗仁发说。“‘60后’经过很长的练习阶段，赶上先锋文学浪潮兴起之机，他们的出场方式强悍激烈持久。‘70后’则带有先天不足，她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显得很尖锐和突出，但整体上写作准备还是有所欠缺，坚持下来就意味着有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宗仁发评述由《作家》推出的这些美女作家。
当文学杂志和传媒视线纷纷投向“80后”，“70后”一代开始风止浪息。卫慧移民他乡，棉棉结婚又离婚，写作停顿，继续写作的魏微、朱文颖、金仁顺和戴来则波澜不惊。
回首文学潮动，宗仁发说：“每个时段都会有这种现象，就像先锋文学时期的徐星、刘索拉现在也很少被人提及。‘70后’作家的状态很正常。文学说到底还是个体的事业。”
与美女作家比，在本次青创会，生于1976年的自由撰稿人田耳和生于1980年的自由撰稿人郑小琼人气正热。土家族的田耳在他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发表之后受到文学界关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这样评价这部小说：“各色底层人物的艰辛生活在老警察的尽职尽责中一一展现，理想的持守在心灵的寂寞中散发着人性的温情”。郑小琼的散文《铁》、《印刷厂》及组诗《产品叙事：从一到十》，以其沉痛和敏锐揭示出被遮蔽了的生活真相。郑小琼对青创会的感言是：“工业化的时代，个体的空间越来越被世俗的力量挤压”，“一个写作者应该返回他真实的内心，在返回中不断榨出他内心最隐秘最真实的部分”。
然而，成为东莞市人民代表的打工诗人郑小琼怎样保持她的独立意志、纯粹精神，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悬疑。
生于1972年的中山大学教授、参加过两次青创会的文学批评家谢友顺描述他对本次青创会的观感：
“这一次跟上一次非常相似，但这一届代表的面目更加模糊了。先锋派作家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文学幻觉，或者说文学梦。现在这一代作家很少文学幻觉，他们直接面对读者和市场，面对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买还是不买。这也可能导致他们的写作局限于一己之经验，缺乏把自己放在更大的艺术背景、文学背景中参照的自觉。”“我参加的这两次，更多的是一个场面，一个会朋友的机会，大家不太会为了某一个文学问题或者思想问题进行贴近内心的争论。可见，商业的力量也好，消费的力量也好，或者说某种世俗生活的力量也好，它们对文学或者对作家的渗透和侵蚀是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