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激励搞对，激发制度良性竞争 ——地方自治的善治之道

（朱宇宙/图）

地方政府与市场预期中央政府会兜底，正是地方债窟窿越来越大的诱因之一。这个不良激励，诱发了巨大的道德风险。所以中央政府必须划断与禁闭这个诱因，发出明确的信号，划定清晰的规则，让地方政府自负其责。

2016年3月15日，是新修立法法实施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颁行15年的立法法首次大修，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1月31日，新赋予地方立法权的271个设区的市、自治州及不设区的地级市（如东莞、中山）中，已有209个被确定可以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占比77.1%，其中6个市已出台地方性法规。

以前，只有49个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及其他“较大的市”才享有地方立法权；现在，所有设区的市、自治州及不设区的地级市都享有了这一权力，数字翻了两番还有余。这显示了中国扩大地方自主权、推行地方自治的决心与力度。

地方自治的核心是市镇自治。首先，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6.1%。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从城市规模看，中国已有653个城市，城区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达到140多个。

其次，城市人口密度远高于乡村，在城市，人们比肩接踵，建筑物鳞次栉比，相对于乡村，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边界需要界定得更清晰；相对于乡村，城市面临的公共事务更多、更密集、频度也更高，需要博弈出更多既有效率又公平的规则，让所有人遵行。

不过，地方自治/市镇自治有不能回避的真问题：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立的法如何才能大概率上是善法？什么样的市镇自治才能臻于善治？

税务竞争与制度竞争

要地方自治与要市场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同构的。因为个人与企业在市场第一线，用自己的钱下注，自担风险，自负其责，所掌握的信息是实时的、真实的，与自己利害相关的，这一点是花别人的钱、高高在上的官僚所不及的，所以必须搞市场经济。要是情况反过来，官僚比企业家还高明，那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了。同理，因为地方政府掌握的本地情况、本地信息更真实精确，也更有动力把本地信息掌握得更真实精确，这是隔了一重甚至几重的上级政府所不及的，所以有必要推行地方自治，让地方政府享有必要的自主权。

但这一个答案还不足以充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看到更大的图景：地方自治/市镇自治是复数。地方与地方之间及市镇与市镇之间有竞争关系。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及招商引资等目标，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激烈的税务竞争与制度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地方政府有动力提升本地公共治理水平，创造对商业更友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2014年陕西媒体曝光了三原县的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三原县某些企业门口竖有金色告示牌：“接三原县人民政府令：无县人民政府行政执法介绍信，任何行政执法部门不得进入本企业”。根据企业方面的介绍，在挂牌之后，上门对企业乱收费的现象杜绝了。

2003年，为了给投资商提供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不正之风，三原县颁发政府令，对重点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重点利税大户等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行挂牌保护。

可见，重点企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