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上古多数决原则的痕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实行的“豆选”，就是多数决传统在近世以来的一种表现。图为黑白木刻《豆选》，彦涵作于1948年。（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古代佛教群体及三国时的新罗，都曾通用一票否决式的表决方法，实即要求“一致同意”，可以视作多数决的一种变例。无独有偶，清代乾隆以后的死刑判决，即所谓“秋审制度”，也存在“一致同意”式的惯例。同治皇帝在盛怒之下，授意处死上书直谏的吴可读，但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坚决不画押，“缺一押即不得缮奏”，在程序上即不能执行死刑。

《中国上古多数决原则的痕迹》（载《南方周末》2009.7.2）一文，在收入《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时，我已作过“补记”，补充了有关材料和论说。此后断续有所知见，虽多属片断，但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乃补作此篇，以为前文之续。

上古多数决观念举例

在《多数决原则的痕迹》里，我举了《尚书·洪范》关于王、龟、筮、卿士、庶民表决的内容，作为多数决观念之例。关于此，张秉楠过去已有总结：

决议基本体现服从多数的原则。龟、筮、卿士的联合，即全体贵族的联合，或者龟、筮、庶民的联合，即部分贵族（宗教贵族）和民众的联合，可以否决国王和另一方的共同提案，贵族势力占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当国王同全体贵族的意愿发生冲突时，或者是改正自己的意见（如同太甲居桐时“悔过自责”所做的那样），或者是努力说服对方（如同盘庚迁殷时所为）。唯君命是从，个人专断，在当时是行不通的。这种体现贵族集体意志的“共政”体制显然具有贵族民主制的性质。（《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50-51页）

不过，他径直将《洪范》所载视为商代政治的实际，则缺乏史料批判的精神，未免堕于“信古”的陷阱，这是我不敢接受的。

在前文里，我又举了《左传》成公六年晋国栾书（武子）的例。就与楚军是否决战的问题，栾书与部下起了争执:多数部下主战，他们表示：“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而栾书则倾向于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位反战者的意见，表示：“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对此，我原来的理解是：栾书不接受主战派的意见，强辩“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以为应从贤者之见，但表面上仍不得不承认“从众”的原则。现在想来，如此理解恐似不甚准确。栾书的逻辑，似乎是这样：“夫善，众之主也”，则“善”=“主”；“三卿为主”，则“三卿”=“主”；也就是“善”“主”“三卿”三者可以等同。如此，“善”就包含有精英的意思，则“众”固然要尊重，但“众”更应当尊重“善”的意见；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作为精英的决策，也是一种多数决定，众人应当信从。这就意味着栾书提出了另一种多数决的理念——主战的部属只是单纯地以表决者的人数为准，即要求数量的多数；而反战的栾书更强调表决者的素质和资格，即要求质量的多数。类似的理念之争，在西方也曾存在，如近代英国法学大家贝克曾提到十五世纪英格兰王室谘议会的情形：

达菲利德的第一个案例就记载了1496年进行的一次大讨论：如果少数派更有学识，谘议会主席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