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渡的百年台湾关键词

作为“自由主义偏左”的文人，杨渡（右一）曾激烈地反抗国民党的戒严统治。但2007年，他却加入了国民党，成为马英九（左一）竞选团队核心成员，并帮助马英九策划了“青春铁马行”的环岛自行车骑行活动，扭转了选战气氛。（杨渡供图/图）

历史上的漂泊除非是战乱，仗打完了还可以回乡，我们这代人的漂泊，是离开家乡到城市寻找生路，离开之后再也回不了头了。

大陆的情形也相似，北上广这几个大城市百分之四五十都是外来人口，这种漂泊是五千年来空前绝后的，值得两岸中国人记录和思考。

——杨渡

2007年元旦，作家杨渡回到台中和家人团聚，忽然接到马英九的电话，邀请他加盟竞选团队。他犹豫了几天后，答应了。那时他还不是国民党党员，马英九让他写个申请书，火线入党。他的职务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

但在“文传会主委”的任上，杨渡只干了十个月，等到马英九竞选成功就职后，杨渡就退出了马英九的团队，担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至今。这个总会的首任会长是蒋介石，那时马英九是会长。

作家杨渡1958年生于台中，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来自大陆的“外省人”。祖母是晚清臣民，家族从福建躲避仇隙逃到台湾。杨渡的父亲，生下来是户口本上的“日本国民”，杨渡则是台湾“本省人”。在杨渡看来，杨氏家族三代人各自的身份和出身，由不得自己。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台湾人很无奈。祖父有三个兄弟去当兵：三叔公调到大陆在法院当通译，战争结束从上海一路乞讨逃回台湾。六叔公到南洋当工兵，回到台湾一生追讨日本欠他的军饷。二叔公则在美军轰炸台湾时被炸断了一条腿。

在杨渡眼中，台湾人亲日还是抗日，这个问题格外复杂。他的父亲一代都取日本名字、唱日本歌谣，但这并不能被解读为亲日。因为那些面对日本的抗争，也多用日语。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1950年代，两岸都搞了土改。台湾后来在1960、1970年代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奇迹，正是建立在土改基础上。杨渡的父亲从一个农民，成了铁工厂主，杨渡见证了台湾所谓经济奇迹的背面，其实是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环境代价。

那时，杨渡的外祖父年近五十，开始做通灵人,门前溪边有一座妈祖庙香火鼎盛,外祖父常常为小孩“收惊”,杨渡小时候调皮地学着外祖父的姿势,给几个小表弟“收惊”。

而杨渡的父亲是个“不信邪”的人,不甘心一辈子做农民,从做瓦开始逐渐办起了铁工厂,但因为工商和金融知识不足,违犯票据法,被人追债,到处躲藏,在他印象中,他母亲就是一个为躲债趴在“水田里的妈妈”,还一度入狱。后来，杨渡以此做了书名。

到了晚年，杨渡的父亲反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祠堂的建设与管理上,回归到祖先的信仰。

小时候，杨渡看到父亲的生意伙伴上门逼债、警察给他家和工厂贴了封条，而父母逃亡在外，这种强烈的不安，使他萌生了将来去办济贫医院和济贫学校的愿望。这种对于安全感的追求，和他日后从事新闻和社会运动有某种关联。

台湾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正是以环保运动开始的。杨渡是其中积极的“采访和参与”者，后来他加入台湾自由主义阵营的《中国时报》，成为时报的副总主笔。

“原住民”这个概念是杨渡及其同伴发明的。他觉得，“山地人” “高山族”“高砂族”的叫法是有歧视性的名词，最后，他们在“原住民”和“先住民”之间，确定用“原住民”，他们给原住民办的刊物，不是被禁，就是读者几乎收不到，“白忙了一场”。

杨渡早年曾有长诗《刺客吟》，获得了《中国时报》文学奖。那时他浪漫地想象革命，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