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中国行政立法三十年 应松年：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刚刚过去的2015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这部改变民难告官历史的法律的诞生，与30年前设立的“行政立法研究组”密不可分。负责具体工作的应松年教授，亲历了中国行政法学重建与行政立法的全过程。如今研究组虽逐渐淡出，但追溯那段历史，对于在法治道路上行进的中国仍有特殊的意义。

“我知道这不可能被采纳，但理论上明确的事情，说了没用我也要说。我不能说违背良知的话。不然还算什么学者？连个立场都没有！”

1982年冬春之交，46岁的应松年贸然敲开了北京白石桥路44号的大门。

那是一家装修简朴的招待所。彼时，司法部法规司正租用其中的一层，作为国家统编法学教材编辑部的办公地。听说这个陌生人想要参与行政法教材的编写，法规司副司长王珉灿将他上下打量一番：你来吧。

从那一刻起，这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操一口宁波口音的中年男人推开了中国行政法学的大门。三十多年里，他见证了这门学科从寄人篱下到自立门派，再到发展出控权论、平衡论的学界争鸣；亲历了从行政诉讼法到行政强制法的立法、修法过程。

1999年行政复议法通过前，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对部委或省级政府行政行为不服的，为什么不能由国务院复议？有人说，那样的话，总理就可能被推到被告席上。他却说，总理当被告有什么不好？这说明我们国家的法治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被采纳，但理论上明确的事情，说了没用我也要说。”2015年年末刚刚度过伞寿的应松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不能说违背良知的话。不然还算什么学者？连个立场都没有！”

对于他的立场，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如以卵击石的博弈中，“他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行政法学：寄人篱下，从零开始

推开那扇门前的数月，应松年从伊犁调入西安的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那是他以“右字头”身份从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并分配到新疆种地耕田、代课教书21年后的人生转折。

初到西法大，他本想教授有些功底的法制史。但司法部正要在北京、西南、西北、华东、中南5所政法学院开设行政法课程，西法大没有专业老师，他便顶了上去。

应松年在华政读书时从不知何为行政法。好在西法大的图书馆里藏着不少1949年前的国内外行政法旧作，他从民国学者白鹏飞、范扬，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苏联学者司徒节尼金等人的著作入手，糅进一些行政管理学书目，临时抱佛脚般恶补。

为开阔眼界，他从西安出发，过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