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的现场质感

从斯塔尔夫人到托克维尔，法国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智识遗产之一或许正在于：直面本国传统中的幽暗面，沉痛自省，不诿过于外人，在废墟中重新构建自由

自2012年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来，法国革命在中国俨然再度成为显学，且其热度经久不息。不仅《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现多个重译本，而且带动了夏多布里昂、伊波利特∙泰纳、马德棱、雅克∙索雷、卡罗尔∙布拉姆等人的著作进入汉语学界，一时蔚为壮观。

知识引介热潮之中，至少两个趋势清晰可见，一是出版方往往带有搭车心态，纷纷以托克维尔为金字招牌；二是新近译著当中，保守倾向的作者占据主导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此前革命叙事的“反动”，以及想象中对托克维尔的“应和”。

与诸多浮夸之词相比，斯塔尔夫人的确是思想谱系上19世纪最接近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作为法国革命后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她的《法国大革命史》在知识考古意义上具有特殊价值，因此译介进入汉语学界也值得特别关注。

事实上，本书并非严格意义的革命史体例，按照原作标题，确切的译法应是“法国革命重大事件反思录”。全书共六卷，前三卷探讨的是通常狭义上的法国革命，即从旧制度的危机到热月体制；第四卷讲述执政府体制和拿破仑帝国；第五卷涉及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百日”政权，第六卷则跳出革命史，探讨英法两国的民情差异。

和专业的法国革命史著作——如后世的马迪厄、勒费弗尔、米什莱、索布尔等人不同，斯塔尔夫人的这部作品采取史论并重的写法，不追求体系完整和详略得当，加入更多个人观点，每一章节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抛开最后一章不论，或许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接近作者的写作年代，斯塔尔夫人在拿破仑时代和波旁复辟两章中，论多于史的现象愈发突出，甚至无法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画卷，给读者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译本采用同类著作惯用的笼统译名——“法国大革命”——值得商榷。

革命的现场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获得青睐的原因之一，在于托克维尔的生活年代，既距离革命足够之近，不致隔膜；又足够之远，有可能做客观评价。但对于一个多面相的历史事件而言，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研究的“唯一幸运年代”。对每一代人来说，理解历史都注定在一个给定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各有其意义所在。从当代读者角度出发，距离事件越远，固然越有可能窥得全貌，但代价则是“感觉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没有现场感”（朱学勤语），事件本身的面貌就越干瘪，最后抽象成为几句粗线条的话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塔尔夫人这部著作或许是为数不多的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出版社宣称它是“唯一的亲历者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