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翦伯赞之死

这事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走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总会想起以前的种种经历，特别是“文革”中的事，回忆“文革”，绕不过翦先生之死，我总想，作为一个有十分丰富人生阅历又融通古今变故的学者，他已经挺过了三年多的磨难岁月，又得到最高权威的保护承诺，为何躲不过那一劫？他在结束自己和老伴的生命之前，是怎样权衡利害而感到劫数难逃？翦先生难道那时真的认为自己罪不可赦，还是他自己年轻时的个人隐私被泄露，让他感到无脸见人？种种疑惑，经常在我脑中纠缠，引起思索。我想，这些问题，只有把它们置于“文革”那种惨烈的政治场景中，才能得到解答。

我是1964年从福建考入北大历史系，到校后新生体检复查时，发现得了肺结核病必须休学，第二年经复查可以复学，这样就转入65级。

1964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待了一个多月，因此对64级的同学已多认识，对当时的系领导和教师也有所了解，知道当时历史系有一正两副系主任，翦先生担任副校长兼系主任，副主任是周一良先生和张芝联先生。他们都是我所景仰的学者。

在1965年的迎新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翦先生，不记得他是否给我们这些新生什么教诲，以后就再没见过他。1966年春节过后，历史系到昌平县的北太平庄搞半工半读，在太平庄的一个后来既当食堂又当资料室还当会议室和乒乓球室的大平房里，举行了一个动员会，到会的有邓拓，三个多月后他就自杀身亡，有陆平和彭珮云，翦先生也出席了，也没记住他讲了什么，会后他就走了，长驻太平庄的是张芝联先生，他还给我们一年级的八个人上法语，而此前教历史和国政两系16个学生法语的是刘自强先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她是梅贻琦先生的儿媳，她的丈夫梅祖彦当时在清华任教。

在65级学生入学前后，中国的文史哲经、文学艺术各界已是山雨欲来。对翦先生的史学观点的批判其实已经开始。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长文，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