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放权：台湾20年改革探索

教育松绑的要求早期是旨在调整过去教育部门对教育权限的过度管制，赋予地方和学校更大的自主权，最终达到保障基层教师专业自主权的目的。

中小学“校务会议”成为学校真正的决策机构，举凡校长的遴用、学校预算、校务发展计划、教科书选用、学生奖惩规定、成绩考查等项目，都要经过校务会议讨论。

当前台湾亟须努力融入世界网络之内，同时保留现有的新移民等多元文化与尊重少数族群的特色。

台湾教改前奏曲

1987年7月，台湾地区解除长达三十多年的戒严时期，改变过去在教育目标、经费编列、入学方式、学校体制、师资培育、招生人数、课程规划、教科书编纂等各方面，一条鞭式的集权指挥方式。随着解除戒严后，台湾社会从政治上的解严，扩及最高层级的民意代表改选，到银行金融业管制的解除等，一时之间台湾社会各行各业，进入了风起云涌的大转变阶段。且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新兴社会运动，人民的自主意识逐渐抬头。

在上述社会转变过程中，许多民间教改团体也应运而生，当时重要的教育事件如：1987年9月通过“教师人权促进会章程草案”及“教师人权宣言”。1988年元月教育部门研拟大学法修正草案，2月份召开“第六次‘全国’教育会议”。1990年取消戒严时期维护各级校园安定的机构。同年由教育主管部门成立“教师申诉管道研究小组”，奠下日后各级学校教师申诉制度的基础。同年“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透过对“立法院”审议时寻求支持，提出大学法修正案，致力于校园民主的推动。同年，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教科书内容检验，为日后教科书开放及研究立下先例。

至于在两岸关系方面，1988年底，教育主管部门公布台湾人至大陆参与国际会议的办法，同意民间与个人可至大陆参与各种学术文化活动，惟官员不得前往。同时，1990年4月，大陆大学开始对港澳台招收学生。1993年9月，大学改革促进会提出一份非官方性质、检讨台湾高等教育的著作：“高等教育白皮书”，标举“宪法”揭示的“讲学自由”精神，追求将校园自治的民主理念，影响来年“大学法”的修订。

总之，台湾解严后最初七年(1987-1994)的教育变革提供了酝酿尔后教改的社会养分，当时也是台湾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刻，国民平均所得（GNP）逐渐提高到一万美元，教育经费充裕。除了酝酿修改“大学法”，并鉴于当时大学生人数仅占18-22岁人口总数20%，提升大学生比例，透过后来台糖公司释放土地及地方当局等合作，纷纷设立许多公私立大学，却也埋下日后大学数量过多的后遗症。

当时在政治体制转型外，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也是影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典型的案例如：199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