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掌舵者：妥协与坚持

最近一年，央行牵头的金融改革速度明显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政策性银行、鼓励建立民营银行、为互联网金融立法、推动利率汇率改革……在急剧变化的全球金融市场上，中国央行越来越成为万众瞩目焦点。

2015年8月25日黄昏，挤在地铁里的下班族们带着倦容刷着满屏绿色，这一天，股市暴跌，重回“2000点”时代。六点二十分左右，一条新闻推送闪现在手机上：“央行宣布明起降息降准”，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在数月来的股市下跌当中，被股民称为“央妈”的中国人民银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年来前后四次“双降”，分别在4月、5月、6月和8月，每次都激起一轮公众讨论。

实际上，央行角色的凸显是近十年来逐渐完成的过程。而这期间它的掌舵者是周小川——新中国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至今履职十三年。

最近一年，央行牵头的金融改革速度明显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政策性银行、鼓励建立民营银行、为互联网金融立法、推动利率汇率改革……这让中国央行越来越成为全球焦点。

放钱，收钱，谁说了算？

除了部委之间的博弈，央行要面对的还有一个复杂的决策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北京金融大街由南至北的第一栋建筑，形似一只侧放的金元宝。在它的附近，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有各大银行、券商机构总部，也有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

与地理位置的关系相似，央行在行政结构上也深处这些机构当中，找寻自己的角色。央行作为金融领域政策牵头人的定位，也大致仅形成于三年前。

2013年，延宕十年之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重新启动。8月20日，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为成员单位，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

“由央行牵头，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一位央行司局级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金融监管层之间的协调机制最早始于2000年。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后，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中的央行一方换成了银监会，央行自此退出监管协调机制。“以前讲监管协调，好像是三会之间的事，跟央行关系不大。”上述央行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三个同属正部级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并不容易。2003年9月，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并明确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不过，第二次例会召开已是次年3月。

2004年，“德隆事件”暴露的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缺位，以及“银证保”交叉性金融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此后统一金融监管的呼声日渐高涨。2008年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再度重启，却再度无疾而终。

五年之后，伴随金融协调机制的第三次重启，在一行三会中“地位最高、资历最老”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被赋予了召集人的角色。在央行内部人士眼中，更深层的意味在于，央行至此确立了金融监管的主导权。

“如何实现监管协调，央行怎么牵头，很多事情要做，部门之间的博弈有很多。”上述央行官员说。

除此之外，央行要面对的，还有上下级的决策命令。

跟美联储等其他国家央行不同，中国央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部级单位。这意味着央行并没有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而是“决策咨询机构”。委员会的意见只作为建议，上呈国务院。

周小川也是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他以外14人组成，现任成员包括两位央行副行长、一位央行行长助理、三位行业专家，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统计局局长、银行业协会会长、“三会”（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主席各一人。

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这些重大决策，并非由央行一家拿意见，而是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征求各部委意见。“具体的决策过程此一时彼一时，跟个人性格、魅力都有关系。”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说。

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季度例会前，都会召开专家咨询会。其他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也会被搜集过来作为资料。“决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多次参加专家咨询会的滕泰说。

2010年上半年，央行曾三度调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回忆，这三次动作都曾遭遇很大压力。5月之后，更是“被压住什么也干不了”。

其间，报送至周小川的央行报告，对通胀已持“非常鹰派”的观点。上述人士回忆，&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