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立制智慧

以“渐进的改良”为建立制度之路径，以“分权与制衡”为建立制度之宗旨，“自成一王之法”，这便是宋太祖赵匡胤表现出来的立制大智慧。如果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创制立法略作相比，我们更是可以发现宋太祖的高明。

钱穆先生对“宋学”评价甚高，但他对“宋制”却给出了“差评”，认为若从政治制度上来看，宋朝是最没有建树的一个时代：“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的在变。”

钱先生进而提出，宋制之所以沿袭唐旧、毫无建树，“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知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他们种种措施，自始就不断有人反对。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通览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

赵宋立国，确实继承了前唐旧制。但若说宋朝在政制上全无建树、立国者缺乏创制之智慧，则未免有失公允。须知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之手接过来的是一个无论政治现状还是政治制度都混乱不堪的烂摊子。

就现实层面而言，且不说当时北方有大辽国虎视眈眈，周边尚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诸多割据政权，单说赵宋立国之基的中原大地，也是藩镇拥兵自重，兵变习惯性发作，五十年间已经走马灯一般换了五代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宋太祖在建制上若无过人之智慧，只怕大宋已成“后宋”，五代凑为“六代”。

就制度层面而言，赵宋接手的政制也是如同一团乱麻，三省六部旧制、使职差遣制、各路军阀私自设立的私制，交织在一起，良莠莫辨。后世学人总结的“唐宋变革”，在晚唐时已拉开序幕；残唐五代更是制度乱变之时，朱温建立的后梁，废除旧唐之繁文缛节，焚毁前朝之《律令格式》，修订新的律法制度；取而代之的后唐则以恢复唐朝旧制为标榜。

当此政制与时局均变动不居之际，“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当如何收拾烂摊子，建立大宋王朝的基本制度？

渐进的改良：官制

摆在赵匡胤面前的，似乎有两条路径：

一是完全推倒唐—五代乱糟糟的政制，另起炉灶，重新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但即便人有天纵之圣明，也是理性有限，如何可能设计出完美制度？考中西诸史，设计理想制度的冲动集中出现于“轴心时代”，在西方有柏拉图之《理想图》，在中国有托名周公创制的《周礼》。《周礼》并非现实制度之汇编，而是先哲基于理性想象设计出来的理想制度蓝图。历史的经验表明，将人为设计之理想制度强行施之现实，必致祸乱，新朝王莽仿《周礼》托古改制而天下大乱，便是深刻教训。可知优良、合宜的制度，并非源于完美设计，而是来自传统的损益演进。

二是因循承袭既有制度，萧规曹随。但如前所述，唐—五代之政制杂乱无章，为乱世产物，又如何能够维持长治久安？

赵匡胤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承认既成事实，沿用唐—五代形成的整体制度框架，并在内部作渐进之改良。

唐朝的经典政治制度为《唐六典》。《唐六典》规划出一个整合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三省、六部、九寺、五监，权责分明。但中唐之后，这一经典官制已为临时差遣所动摇，“省、部、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