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 敬悼先师余国藩教授

2015年5月12日，业师余国藩教授仙逝，同门徐东风隔日中午急电，我惊愕怔忡不已。去年8月，才在芝加哥中国城和老师吃饭，见他食量不错，还共饮了两瓶红酒，怎么才几个月就传来噩耗。心忧如焚，我马上给邓冰白师母写了封电邮求证；隔夜回信到，噩梦成真。当时心里乱成一团，不是“难过”可以形容。师母邀我参与老师的追思会，我因家人即将住院治疗，难以赴美，心情更加抑郁。三个月来，每忆及师门，悲念无已，朋友命我属笔追记，总不能终篇。如今心情稍微平复，是该追记门下，把近三十年所知略记于此。

七十年代后崛起的钱锺书

我在1986年入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但我受业于老师，却是前一年就已开始。当时辅仁大学英语研究所拟举办一场宗教与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所长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请我翻译一篇老师论《西游记》与丹道关系的论文。我在辅大所习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老师的论文岂是我力所能逮，于是一边翻译，一边写信问学。来年初秋，我干脆飞到芝加哥，入当时犹名“比较文学委员会”的比较文学系正式拜师。那一年，老师年近五十。我抵达芝大的第二天，芝城犹有夏日余威，老师约我到神学院所在的史威夫特楼（Swift Hall）见面。他一头短发，穿了条短裤，口叼雪茄，骑着脚踏车而来，和我想象中的大学者派头完全不同。老师把我让进办公室，问了些问题，我怎么回答，早已忘记，只记得他谈到高兴处，脚都跷到桌面上。老师还叫我到英文系看文艺复兴时代史诗的研究专家缪伦（Michael Murrin）教授。

老师顺口提到他认识缪伦教授，缘于时常要读与文艺复兴史诗相关的新著，到图书馆总撞到缪伦教授先他一步把书借走，两人遂成知交。这些过往，让我想到翻译老师论《西游记》的文章时，发现他的西洋文学精湛，虽然以前从夏志清教授文章中，我早已知道老师是神学院“宗教与文学”此一举世无双的专业出身。后来认识老师日深，才了解他从高中开始，便有志于和洋人中的西洋文史专家一较高下。老师走进汉学圈子，倒像误入桃花源，而且无心插柳柳成荫。

老师把早年的著作都送我一份。他研究的范围甚广，希腊悲剧、荷马史诗、意大利中世纪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史诗都写过专文，也编过专书。他研究西洋文学，向来都以原文为之，也就是研究荷马，他用希腊文读；研究但丁，他用意大利文做；而研究加缪，他则从法文下手。总之，老师是1970年代后崛起的钱锺书，所懂的西方古典与现代语言，将近十种之多，包括希伯来文。这种研究优势，和老师特殊的教育背景有关。

老师所受的教育

老师未在中式学校就读过。他生于香港，犹在襁褓时，曾随父亲住过重庆。抗战胜利后，我仅知老师在港随祖父及家庭教师念书。祖父余芸（1890-1966）毕业于牛津大学，父亲余伯泉（1910-1982）将军和几位叔父都出身剑桥。余将军长年带兵在外，老师的中国诗词及各式古典，几乎都在督学香江的祖父膝下受业。英译本《西游记》的第一卷，老师题献祖父，其来有自。国府辞庙不久，余伯泉将军来台复员，在国府担任军职，最后以四星上将官拜三军大学校长。老师和师母结褵，是广东两大将门联姻。师母令祖邓铿（1886-1922）从同盟会时代开始，就是孙文麾下大将。粤军北伐前夕，邓铿与陈炯明对峙，终于为人所刺，其后追赠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

老师赴美之前，尝在台北美国学校念高中，始习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在美念大学时，他主修西洋史及英国文学，其后入加州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读，当时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已十分上手。1955年，史考特（Nathan A. Scott, Jr., 1925-2006）在芝大神学院创办“宗教与文学”跨学科的博士班，老师在廿五岁之年从之入学。上述之外的欧洲现代语言，多半便在芝大习得。至于英文，那是老师打出生就和家人混杂着广东话天天讲的母语，而且出口成章，讲得地道而精确。《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英译者是闵福德（John Minford），他有次说老师笔下的英文有种年纪相若的英美人士写不来的调调，我尝在一篇拙作里简单替老师回答：那是一种拉丁体的英文（the L